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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比较的角度自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谈起,自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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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比较的角度自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谈起,自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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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缘 起

作者:李醒民,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教授

摘自:《学术界》2012年第8期,原题为“知识的三大部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

余国藩  

之所以想到这个题目,是因为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一,笔者作为音乐学者,从一开始便希望能对自己所从事淖ㄒ到姓苎?/FONT>/方法论意义上的说明。古人曰:“正名”,西人讲“justify oneself”,其根本的意思都是说,人必须知晓自己的处境,并认识自己的行为方向。否则,“名不正,言不顺”,便无法掌握自己的生活。出于这一考虑,笔者一直对音乐学作为一个整体学科的“元理论”问题倍加关注,并且已经于几年前在《作为人文学科的音乐学》一文中对音乐学的性质、历史及社会功能进行了初步讨论[1]。今日旧话重提,旨在对同一问题从更深的层面予以阐发,是为“再论”。

自然科学或科学被看做是对包括人在内的自然的系统研究,这以已被接纳的学术科学呈现出来。我本人曾经给科学下了这样一个定义:“科学是人运用实证、理性和臻美诸方法,就自然以及社会乃至人本身进行研究所获取的知识的体系化之结果。这样的结果形成自然科学的所有学科,以及社会科学的部分学科和人文学科的个别领域。科学不仅仅在于已经认识的真理,更在于探索真理的活动,即上述研究的整个过程。同时,科学也是一种社会职业和社会建制。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既是静态的,也是动态的——思想可以产生思想,知识在进化中可以被废弃、修正和更新。作为研究过程和社会建制的科学是人的一种社会活动——以自然研究为主的智力探索过程之活动和以职业的形式出现的社会建制之活动。”在这里,我们主要看重的是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的内涵和外延。基于此,科学的外延主要是物理科学和生命科学两大类。讲得再详细一些,它主要包括数(数学)、理(物理学)、化(化学)、天(天文学)、地(地学)、生(生物学)六大学科,还有其他个别学科比如气象学。关于自然的知识的历史是漫长的,但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的历史只有三四百年——它诞生于哥白尼、伽利略、牛顿革命。

图片 1

其二,笔者关于学术研究与艺术实践之间关系的观点受到过一些指责[2]。本文可以算作是对这些指责的非正式的迟到答复。尽管本答复具有某种私下交换意见的性质,但是笔者相信,这里所谈并不只是与一两个人有干系,而且具有更广阔的关联。笔者希望,这次“辩护”不仅仅为了我个人,而且也具备某种更有普遍性的效力。

一般而言,自然科学是实验科学或日经验科学,也就是说它是基于经验的。凡是不能用实验检验的理论,都不能算是科学理论。据此,有人认为数学并非基于经验,不是自然科学,而属于广义的逻辑,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我们还是把数学纳入自然科学的范畴。且不说它多少与经验有关,还因为它与科学的规范相同之处很多,而且本身又是科学须臾不可或缺的工具。而且,我们把部分与自然科学接近或运用科学方法建构的社会科学学科有时也囊括在内——不过它们仍然属于社会科学,或者说它们说跨学科的。诚如I·B·科恩所说,科学或自然科学的范畴常常被推广到包括一些常规认为是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一部分的某些学科,除(体质)人类学和(实验)心理学以外,还可以包括像语言学、考古学和经济学这样可以变化的领域。有时,地理学被认为是社会科学,有时被认为是自然科学。最近,一些(并非一切)传统的社会科学被放在“行为”科学的大伞之下。

  

其三,也许最深刻的写作动因是,面对当前国内人文学科普遍受到市场经济大潮冲击的危机情势,笔者深感有必要进一步对学术研究及学科建设的基础理论进行反思。《读书》《东方》等人文理论杂志近一段时间连续发表文章与对话,从各个侧面讨论了人文学术及人文学者的自身价值、作用及意义,从中反映出国内人文知识分子在面临挑战时所表现出来的焦虑、信念及勇气[3]。国内的音乐学者们也在不同程度上感到了这场来势凶猛的冲击波的威胁[4]。从某种意义上说,“认识自己”的反思已不是出于刨根问底式的好奇,而是由于现实紧迫的压力。我们是谁?我们在做什么?我们为什么这样做?我们这样做的价值何在?现实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向我们提了疑问。于是,我们不得不做出回答——并不是出于无奈,而是源于自觉。

正像自然科学是把自然作为研究对象一样,社会科学则是以社会作为研究对象,其目标在于认识各种社会现象并尽可能找出它们的之间的关联。哈耶克说:“社会科学研究的不是物与物的关系,而是人与物或人与人的关系。它研究人的行为,它的目的是解释许多人的行为所带来的无意的或未经设计的结果。”社会科学涵盖经济学、政治学、行政学、军事学、法学、犯罪学、伦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管理学、公共关系学、新闻传播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等,也有人把心理学、历史学之类的学科也包括在内。

   余国藩(Anthony C. Yu)著

二、人文学科与“知识分子”问题

同样地,关于社会的知识古已有之,但是使用naturalscience和socialscience(或naturalsciences和socialsciences)在处理任何19世纪中期之前的编年时期时,在某种程度上是时代错误:它把后来的僵硬范畴和价值强加于早期的思想。今天scienceof society一词也许隐含更像物理学或生物学,但是在18世纪并顺利进入19世纪,该内涵也许仅仅是有组织的知识体系。当麦考利(Thomas B.Macauley)说政治科学是实验科学时,他无非意指,这门科学是基于经验之上的、有组织的知识体系。在同样的意义上,休谟和伯克(E.Burke)也使用“实验的”“科学”。“社会科学”在18世纪出现并变得流行。社会科学的引入在某种程度上有两个不同的样态。首先,该词实际出现了;其次,在其中被察觉社会知识的概念的出现是在物理科学和生物科学意义上的“科学”。不知道谁首先使用socialscience和scienceof society。1785年美国政治家约翰·亚当斯(后来成为美国第二任总统)在一封信中用thesocial science,一年前在一封信中用thescienceof society。但是,这些表达不是他发明的。在那个时代,science不具有与19世纪获得的意义等价的意义。在自然科学的意义上,我们能够认为科学最接近的等价词是自然哲学,但是该学科更类似于我们的物理学加天文学以及化学的一部分。在印刷品中,最早有记载的使用socialscience(sciencesociale)似乎是——按照KeithBarerd的观点——在1781年寄给孔多塞的一本小册子中。之所以提出它,是由于在法国大革命前重农主义者普遍使用artsociale一词,也许译为sciencesociale的译文在1791年出现。无论如何,孔多塞本人在起草计划时使用新词(1792年1月),在他1792年的著作中也引入“社会科学”。面对新的、困难的表达,英国译者选择措辞moralscience表达法文sciencesociale,这是整个19世纪在英国广泛使用的关于socialscience的名称。在法国的等价词是sciencesmorales。

   蔡淑菁(Tsai Su-ching)译

具有某种反讽意味的是,在我国,人文学科开始具有“自我意识”,正是它自身存在出现危机之时。甚至在几年前,“人文学科”这一名词在学术圈内也还很不通行。不论是在大学的系科划分上,还是在图书馆的管理系统中,“人文学科”均是一个“不见经传”的名称。我们基本上满足于用“文科”或“哲学社会科学”这样的术语来涵盖诸如哲学、法律学、经济学、历史学、艺术学等等一切与人或社会问题相关的学科,从而与同自然现象打交道的“理工科”相区别。在一切知识门类均服从于意识形态正统的时代,人们自然不可能去深究各类知识的存在意义及价值。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各类知识、学术和科学门类处于一个混沌未开的大集合中,彼此相安无事,但也没有强烈的自主意识。一个有趣的明证即是“知识分子”这一术语在我国几十年来所惯常使用的涵义。众所周知,“知识分子”泛指一切受过教育的、“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如科学家、教师、医生、记者、工程师等”[5]。多年来,很少有人怀疑过这种用法有何不妥。

人文学科是关于人和人的特殊性的学科群,主要研究人本身或与个体精神直接相关的信仰、情感、心态、理想、道德、审美、意义、价值等的各门科学的总称。它把那些既非自然科学,也非社会科学的学科都囊括其中。人文科学主要包括:现代与古典语言学、文学、历史学、哲学、宗教学、神学、考古学、艺术等具有人文主义内容和人文主义方法的学科。狄尔泰认为,作为存在及按历史中事物的理性而实践的人文科学——不是被要求更新的大胆的建筑师所设计的人文科学——包括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描绘的是通过感知描绘实在,这些主张构成知识的历史成分。第二个层次说明被抽象分离出来的这一实在部分内容的一致行为,这些主张构成人文科学的理论成分。最后一个层次表达价值判断和预定规则,它们包含人文科学的实践成分。人文科学即由这些论述的三个层次构成:事实、命题、价值判断和规则。”

  

或许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从学术界开始隐隐约约传来一些试图从学理上确定并缩小“知识分子”用法涵义的声音[6]。但是,更剧烈的催醒剂却是由现实直接提供的。随着90年代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所谓“知识分子”的内部结构迅速产生了空前的分化与裂变。具有经济头脑和商业才能的读书人一变为“下海”的弄潮儿;科技工作者凭借自己专业成果的实效意义获得了再生,商业社会中法律制度的完善、企业管理的复杂化与社会运作的制度化为“白领阶层”的诞生准备了温床。在这场热闹的知识阶层结构的大调节中,以文、史、哲为代表的知识部门终于被抛到了冷清寂寞的低谷。哲学家、历史学家对社会风尚及思潮的影响力逐日降低,他们的日常生活由于经济收入偏低而受到威胁。因此,便有了“人文精神”失落的叹息,也出现了重新为知识分子定义和定位的努力。对“人文学科”的性质及意义的思考于是与对知识分子身份的重新认识联系在一起。正如一位文学学者所指出的,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指的是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中关心文化价值的那部分人。具体地说,即人文学科[humanities]的参与者,以及一部分我国所谓‘社会科学’工作者……但并不包括法律、经济等社会实际运行的参与者……更不包括科技工作者。”[7]

人文学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希腊的有关学派和中国的诸子百家关于人的各种学说,后来不断得以发展并成为当时古典教育的主要内容(而自然科学在欧洲正式进入教育体制只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逐渐完成的)。19世纪以来,人文学科作为独立的领域与自然科学对立。德国哲学家首先提出人文学科的一般理论。狄尔泰称此学科为Geisteswissenschaften(人文科学或精神科学),而李凯尔特则把人文学科叫做Kuhurwissenschaften(文化科学)。李凯尔特认为它与自然科学的主要区别是方法:自然科学是抽象的,目的是得到一般规律;而人文研究是具体的,它关心个别的和独特的价值观。相反,狄尔泰坚持二者的区别是主题:人文科学研究人的活动而非物;自然实体可以从外部得到解释,而人不仅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且是自己的文化、动机和选择的产物,这就要求一种完全不同的分析和解释。在20世纪,关于人文学科有四种代表性的观点把人文学科当做:适用于任何主题的某些一般性技艺与方法,适用并强调超乎其他功能的某些语言功能,建立在一种特殊的精神官能基础之上,建立在适合于任何人的普遍经验的基础之上。显然,这四种理论都可以构成既区别于社会科学、又区别于自然科学的独立的知识领域。

   一、引言

当现实将人文知识分子从一般知识阶层中分化出来的时候,当眼下这个功利心态占主导地位的时候,关于人文学科的基础理论的讨论才以“知识分子”问题为突破口得以展开。人们终于开始明确意识到,人文学科是一种独特的知识集合体,它在当代社会文化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而对此的深入思索与自觉认识又是人文学科赖以生存、发展的必要前提。

我们把人类知识划分为三大部类,主要是出于实用的方便。实际上,三者之间的界限并不是很严格的,重叠、交叉之处可以顺手摭拾。B·巴伯(B.Barber)说过:“科学作为整体,边界是模糊的,它融合于普通、日常的实践活动之中。分支科学彼此之间以意料不到然而富有成果的方式相互重叠、渗透。这一切在社会科学中同样存在。”“科学粗略地划分成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二类,并非像通常假定的那样,这二类完全割裂。”从大的原则讲,没有健全的理由把科学与非科学(人文学科以及社会科学)区别开来,不论逻辑经验论的可证实原则或可确认原则,还是波普尔的可证伪原则,都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直至今日,关于社会科学是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依然争论不休。而且,科学与非科学的分野随着历史发展和社会语境不同而变化。同时,一些学者把人文学科归于社会科学,而另一些学者则反其道而行之。例如,伊利英和卡林金认为,虽然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差异被假定或被隐含,但是人文科学的一览表在也包含社会科学的东西之上引出,至少它们中的最发达的是如此。例如,像在人文科学中包含的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考古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种史、艺术科学集合、哲学的一部分等等这样的工作。他们甚至断言:“在‘接近’人的意义上,所有科学都是人文的,是在人的实践活动的过程中产生的,仅就它们或迟或早在人的实践中被使用而言,它们的结果具有价值。在这种意义上,正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技术科学和人文科学都是关于人的科学。

  

三、人文学科的范围:音乐学的归属

就具体学科而言,出现跨领域的状况并不鲜见。比如说,历史学既是人文学科,也是社会科学。心理学可以横跨三个领域——大体上实验心理学、生物心理学、神经心理学等属于自然科学,社会心理学、社区心理学等属于社会科学,人格心理学、精神心理学等属于人文学科。地理学也是如此,环境地理学、生物地理学、海洋地理学等归属自然科学,社会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军事地理学等归属社会科学,语言地理学、文化地理学、民风地理学等归属人文学科。历史或哲学有时被划归社会科学,有时被划归人文学科,甚至部分地被计人自然科学。例如,H·布朗指出“在科学和艺术两极之间,中间地带被像历史和哲学这样的学科占据,因为在它们之中,人对感情和审美的满足的需要是与客观性和非个人性并肩存在的。如果广泛地阅读任何特定的历史,它在某种程度上必定是这位读者或它所属的群的历史。同样地,许多哲学读者不能清楚地在理性的和非理性的智力分析与感情的释放和安慰之间区分。当历史学家借助数字组织他的材料,利用统计的和经济的因素阐明历史结局中的事件时,我们可以赞同他正趋近科学的视野。另一方面,如果他意识到他的题材的个人态度时,如果他用雅致的和富有魅力的语言写作,使用风格技巧,超越事实资料描绘图像或加以想象时,那么我们可以说他的工作趋近于人文学者的工作。哲学家的多样性类似于历史学家的多样性。作为人的自由的仆人,在伦理中,在艺术中,分析人对生命本身或伟大事件的反思中,在行为和存在的末端,哲学家是真正的人文学者,在此处他使用直觉和想象产生超越于用任何操作测量的事物方面辩护的结局之结果。但是,在逻辑符号的追求中,在必须涉及客观的累积知识、可重复的实验、非个人的思想结构的领域中,哲学不是人文学科之一。

   本文的英文题目为“Why the Humanities Are Not Science",研究文学的英美学者或许会因之而联想到李文(Harry Levin)也有篇题目颇似的论文。李文曾任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白壁德(Irving Babbitt)讲座教授,并曾担任美国比较文学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会长。该文最初发表於英国剑桥大学邱吉尔学院,标题《文学评论何以不是真正的科学?》(Why Literary Criticism Is Not an Exact Science?),时为 1967 年。李文这篇简短的论述,笔者读来颇感失望。他在文中认为,文学评论之所以难称科学,是因为学界尚乏共识,故无法决定经由研究而产生新知的研究对象为何。文学批评是研究文字表达本身?是作者的创造与想像力?还是文学史呢?[2]

无论中外,人文学科的传统与历史其实源远流长。中国的经学、史学,西方的希腊文—拉丁文“古典学”、《圣经》诠释学等等,均是严格意义上的正统人文学。但是,关于人文学科的明确的自主意识却是相当晚近才产生的。在我国当前,人文学科的自我反省是由于社会现实的负面压力。而在西方,在很大程度上则是由于19世纪以来自然科学成为知识体主宰而给人文学术所带来的挑战。随着科学理论与实践的不断胜利,出现了所有知识门类均必须向科学的精密性与客观性*齐的要求与倾向。在这样的智力气候中,只有从哲学基础提出人文学科的一般理论,方能捍卫人文学科的本质与独立。一般认为,德语世界的哲学家在这方面做出了最为突出的贡献。从狄尔泰(W. Dilthey,1833—1911)、李凯尔特(H. Rickert,1863-1939)、卡西尔(E. Cassirer,1874-1945)直到目前还在世的加达默尔(H. Gadamer,1900— ),他们对人文学科的哲学辩护与方法论阐述成为了现代人文学科得以自立的理论基础。

  

全面梳理上述哲学家的思想观点当然不是本文的任务,同时也超出了一个音乐学者的智识能力。但应该说明的是,本文坚持的许多论点实际上并非笔者首创,而是深受以前思想家影响的结果。作为一个音乐学家,笔者所主要关心的不是“人文学科的内在特性”这样的一般性哲学问题,而是音乐学的人文学科归属问题。

   另一凑巧也和剑桥大学相关的学术讲演,是史诺 (C. P. Snow)在 1959 年瑞德讲座(Rede Lecture)发表的那一场。史诺的论述远较李文的主张为人所知。史诺不仅因演说而声名大噪,他的研究主题也从此备受关注,引起不少争议。他不久後出版了一本薄薄的论文集,收录了四篇文章,但统摄全书的标题仍取自第一场演讲的题目。有趣的是,史诺在所写的《两种文化》(The Two Cultures)中不断提及“西方社会之两极族群”,而这个称谓所指正是科学家与他所称的“文学知识份子”。该书方才面世的新版中,编者写了一篇《导论》,将此一文学知识份子最典型的活动称为“人文学科”[3]。该书在高才博学的研究界卓有声誉,但在笔者看来却是另一失败之 作,因为书中没有解释在看似无可救药的互相漠视与不了解外,还有什么原因会导致科学家与“文学知识份子”间产生必然甚至日益加剧的对立。更有甚者,作者对文学知识份子的定义极其狭隘拘束。笔者虽景仰史诺列出的寥寥几位小说作家与诗人,不过其他哲学家、历史学家,还有在美国已经纳入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如心理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及经济学家,却仍然在遗漏之列,可谓扭曲了人类文化的实貌。 因此在一期研究当前美国人文领域的特刊中,美国艺术 学科学会(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的正式集刊除了邀请不同领域的学者反思七大人文领域(古典文 学、美国文学、比较文学、历史学、艺术史、黑人与文化研究、哲学),还加入了第八篇文章,专门钻研哲学与法律的跨领域关系。这一举动实在值得玩味。 [4]对知识进行分类的种种方法显然反映出後启蒙时代欧洲推出新形式来归纳知识并最终形成学科分野的历程,而这一历程在19世纪大大加强。[5]不过,这种历程更可远溯至中古欧洲的“博雅教育”或“自由民教育”,亦即所谓“三 科”(trivium)与“四目”(quadrivium)。前者包含文法、 修辞与逻辑,後者则为算术、几何学、天文与音乐。

那么,究竟什么是人文学科呢?不妨先援引《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所给的权威性定义:。

  

人文学科是那些既非自然科学也非社会科学的学科的总和。一般认为人文学科构成一种特殊的知识,即关于人类价值和精神表现的人文主义的学科……包括如下研究范畴:现代与古典语言、语言学、文学、历史学、哲学、考古学、法学、艺术学、艺术批评、艺术理论、艺术实践以及具有人文主义内容和运用人文主义方法的其他社会科学。[8]

   若我们再从中世纪往前推,西元二世纪一位不甚 出名的文法家格利乌斯(Aulus Gellius,出生约西元 125-128 年,185 年後仍活跃文坛),可能是最早提出“人 文学科”定义的人。格利乌斯着有《雅典之夜》(Noctes Atticae)20 卷,囊括了关於哲学、历史、法 律、文法及语言等(包括文学与文字评论)的阅读手札。在第 13 卷第 17 章里, 格利乌为“人文” (humanitas)赋予了特殊意涵,他将其与正确使用拉丁文的才能相联系,尤可以瓦罗(Varro)与西赛罗(Cicero)为模范:

这一定义的范围划定原则显然是依据学科的主题对象。德国哲学家狄尔泰是这种划定原则最早的倡议者。他将所有研究“人”的不同学科统称为“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特别强调这种“科学”涉及的是人的精神创造能力以及人的精神产品。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它与涉及非人类现象的“自然科学”(Nauturwissenschaften)有着根本的区别。狄尔泰的这一观点对于现今我们的启示在于,我们可以通过各种侧面(语言、历史、艺术、思想)考察人类的精神生活与成就,但所有这些侧面都是有意义地联系在一起的。各种人文学科的子学科属于一个整体,它们的主题对象从根上说是共同的,只是侧重于不同的方面。为此,每一具体的人文学科部门都应该以“大人文学科”的理论、方法与原则作为自身的学科基础[9]。

  

也正是从这一思想出发,我们才在兜了很大一个圈子后再来确定音乐学的家族归属。音乐是人的主观精神在不断同化和重组外在音响世界的过程中所产生的艺术现象,它凝聚着人的价值追求与文化体验。音乐学以音乐作为研究对象,因而依照权威定义,它理所当然属于人文学科的家族成员,尽管这里所做的似乎只是一个简单的逻辑判断,但是音乐学是人文学科一份子这一观念在国内还远未成为共识。为此,我们还须多费些口舌与笔墨。

   精通拉丁语的人对“人 文”的理解与常规不同。希腊人一般以为“人文”这个词是指 “philanthropia",也就是“友善的精神”或“无差等的爱”。但是精通拉丁语者将希腊语中“paideia"的力量赋予了“人文”,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高等艺术的教育与训练” 。那认真追求并渴望这些知识的学者,我们可 称之为“最完整的人”。 因为万物之中,唯有人类会追求艺术的知识并接受训练。此“人文”之所以为“人”文也。[6]

四、音乐学的人文学科特性

  

从论域对象的角度确定音乐学的人文学科归属并不费力。但是,这一推论虽然成立,但其内在的学理依据并不充分。曾经有许多学者(例如德国哲学家李凯尔特)指出,人文学科不仅仅是独立的知识领域,而且还代表着某些特殊的研究方法[10]。某些非人文学科的领域,也可以用人文学科的方法与思路进行研究,例如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反之,人文学科的科目也可以用科学方法进行研究,如历史学中的数理计量方法。因此,讨论音乐学的人文学科性质,仅仅着眼于论域对象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深入到音乐学的内在机理中去探寻答案。在下面几节中,我们所要探究的问题较前深入了一步——音乐学作为一门学科究竟在什么意义上属于人文学科。

   格利乌斯对瓦罗与西赛罗这两位哲学与修辞学家的激赏或许是罗马人以文化自傲的典型心态,不 过他为“人文学科”所下的定义甚至获得了一位当代学者的部分认同。芝加哥大学已故的奎恩(Ronald Crane)教授认为,格利乌斯极力推崇“艺术的良善价值”是因为“对艺术又真诚热爱的学者最 具人文精神,而人文精神所代表的道德与智慧是人与禽兽最大的不同。”[7]

音乐由声响构成,但这些声响却不再是物理的事实,而是人的创造,充溢着人的精神。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与物或兽有别,其根本原因在于只有人才具有精神的生命——它外化为思想、意志和情感的表达,并体现在对人生意义和生命价值的追寻中。“人文”作为一个概念,明确了人因为其精神能力而应享有尊严的信念。正如艺术史家潘诺夫斯基(E. Panofsky,1892-1968)在他那篇著名的《作为人文学科的艺术史》一文中以优美的词句所阐明的:

  

从历史上看,humanitas一词有两层判然可分的意义,一层源于人与低于人者之间的差异;另一层源于人与高于人者之间的差异。人文在前者意味着人的价值,在后者意味着人的界限……人文一种价值的概念……不但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进而还把人和那些属于人种,但尚不能赋以“人性之人”者区别开来,那些人缺乏道义和教养——即缺乏对那种我们只能以“文化”这一不可信的词来加以界定的学识与礼仪的美妙结合物的尊重。[11]

   在今天的学术界,这种说法尤为聚讼所在,因为我们也可以说科学所培育的“道德与智慧是人与禽兽最大的不同”,甚至还可能超过“人文知识”。尽管这种批评一针见血,在我看来,如需将科学与人文学进行对比以搜求异同,最重要、最有前途的方法仍然是正本清源,研究一下在西方文明史和同样崇高的西方教育史上,学科分野到底是如何流变的。因此本文拟重新探讨这种知识分类法最早的一大出处,亦即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384-322 BCE)的见解, 并借其人谠论阐明本文的旨意。

显然,“人文”意味着一切可以把人与非人区分开来的东西。它相当于我们常说的“文化”或“文明”。所谓“文”,可以泛解为所有凝聚人的精神追求的创造物,这其中当然包括音乐。作为人文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音乐体现了人文的普遍理想与一般价值,并且触及了人类精神生活中某些最特殊和最深刻的层面。面对音乐这样一种艺术现象,音乐学只有在始终关注音乐的人文精神内含、揭示音乐中人的精神存在时,才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文学科。

  

五、文化记忆官能

   二、文化差异

“在人类智慧的生命中,我把人文学科看成记忆官能——对人类文化的记忆的官能”。[12]当代艺术史学的泰斗人物贡布里希(E. H. Gombrich,1909— )曾这样写道。这句看似谦逊平和其实深刻睿智的规定提示了人文学科的一个重要属性:人文学科致力于捍卫传统的内在生机,并借此为我们当下的文化提供多维的、实质性的深度和广度。

  

没有人愿意生活在一个所有的往事都被抹去的世界里。失去记忆无论对于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其后果都是灾难性的(可以回想一下“文革”时期的中国)。音乐是人类记忆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音乐学在这一意义上应该是人类音乐记忆的守护神。严格地说,我们知道的所有音乐都是流淌在时间长河中的,只是时间距离长短有别。音乐在历史中展开,历史负载着音乐的生命。探索与思考音乐的历史,意味着让过去的音乐获得再生,使过去的人的灵魂得以重现。回到过去,并不是扭转时间,“并不让时间中止,而是进入了一个时间已经自动停息的领域,并且努力使时间重新运转。”[13]通过历史,现在与过去才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音乐的传统才能给现今的文化提供支持。

   探索亚氏的哲学前,笔者必须在此提出“文化差异” 这个有范围限制而我们也必须谨慎以对的观念。如果本文的阅读对象是只西方读者,那麽除非是要比较研究东西文化,否则这种谨慎就非属必要。可既然我现在身处台湾,而台湾又是东亚文明史上不容质疑的一环,任何比较科学与人文学科的研究都必须体认到一件事:直到最近两百年前,中华文化从未使用西方这种“人文/科学”的二分法来创设学校、开发课程或聘任教师。虽然四百年前,耶稣会会士就将一些西方教育中通行的科学和人文科目带到了中国,但是其影响实在有限。中华文化辉煌灿烂,也拥有最悠久而延绵不绝的教育史。不过,从远古时代 以迄清末,中国发展出来的知识归纳或分类的方法,却与西方大相迳庭。

“历史以及艺术史存在的一个令人高兴的副产品就是,过去不会被忘记。我认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但我不能证明它。你也许会说,过去应该被忘记,因为其中有如此之多的恐怖。我不会反对你这样说,可是,如果时间之维被删掉了,你就少了一个维度。如果没有时间维度我们就不能发问……”[14]其实又何止不能发问!离开过去,离开传统,我们不仅不能从事创造,甚至连基本的日常行为也将陷入混乱。人文世界,包括音乐世界,其内在的生命由千百年来的文化积淀滋养着,因此才丰厚殷实。那些试图劝说我们抛开过去,着眼于现在或未来的人实际是短视的。他们不知道为了把握现在,我们就必须超越现在。因此,当我们关注往昔,并力图理解过去的音乐时,我们不必为此感到歉意或心怀不安。

  

六、理解:受控的想象

   我在此强调,上述的浅见绝非断言中国古代没有科 学知识。其实正好相反,我们早就知道中国在远古时代即在今日称之为科学与科技的领域上享有丰盛的成果。中国科技史常以天文学(对相关历法学的发展贡献尤多)、数 学、光学、医学、农业、草药学、化学、地质学、矿物 学、地质学、地理学以及工程学着称。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1-1995)在其伟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的目次中就列举了 26 种主要探讨项目。他在 1970 年初步构想的篇幅是五大卷,但过世十多年後,今日一系列系于他名下的权威着作却已多达七大卷,足足有 22 本 书的份量。

对过去的记忆并不等于对过去的记录。因此,仅仅被动地记录过去并不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历史。人的文化记忆绝不是机械的照相复制,而是一个主动选择、消化与吸收的过程。通过这一复杂过程最终达到的是,过去文化的遗留物被今人所理解,从而成为今天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理解”在人文学科研究中是一个中心概念。自狄尔泰从哲学上肯定了“理解”在“精神科学”中的决定性作用以来,“理解”已成为人文学术中的一个标准术语。“理解意味着了解和解释两个方面。前一方面是‘知’,是对未知领域的开掘和对新事实的新发现;后一方面则为‘解’,标志着对数据、事实和材料的理性剖析和富于想象的整合。”[15]

   众所周知,在绝大部分前现代知识门类中,无论是学科性质,还是获得知识的方法,抑或是学以致用的途径,中国人的理解都与西方不同。且更有可论者。语言乃塑造并延续中国文化的工具,而中国的语言与印欧语系的拼音系统又迥然不同。中国语言及其分支对思想、情感及逻辑的影响,恐怕本文不能完整概括;但即使篇幅有限, 也需要在重要的讨论点上提出这种影响的可能性,因为 要检视人文学科与一般科学,语言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理解的前提是,存在着某种不同于我们自己的生命/精神体。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之所以需要理解是因为我们必须与他人打交道,并与他人共处。正确地领会他人的言谈、表情和行为,这是每一个成人必须具备的能力(虽然我们会发生错误)。学术意义上的理解与日常生活中的理解并没有根本的区别,只是学术中的理解更加精微,也更加困难。在音乐学术中,我们面对的对象——作品、作家、音乐观念、乐谱、乐器等等——不仅是他人创造的,而且很可能创造于不同于我们当下环境的另一社会和文化氛围。在这里,我们所要追问的问题变成了,我们为何理解?理解什么?怎样理解?

  

笔者猜想,人类对自己的文化或他人的文化寻求理解的根本原因在于希图扩大和丰富自我。如果将人的成长看成是一个不断抛弃自我中心的过程,人文学术正可以帮助我们走出眼下的小我和身边的小世界。通过人文学术,人的心胸得以开阔,人的眼界得以开拓。还有什么课题比丰富精神和充实内心更为重要的呢?!为此,我们重申,理解本身即是报偿,理解本身即是目的。

   以中国历史文化中的重要史料而论,早期的分类法似乎源自蒐集与传递载有语言、文字的材料,其内容多为关于政治事件与政治人物的历史或传说,《尚书》即属此类。这种类型的文字记载保存於各种制材中,包括甲骨(讽刺的是清末才挖掘出土)、金属、石材、 竹简等天然物与发明制成的帛,还有最後出现的纸。历史主义的母题不断重复,扩展成各种文体:祭祀乐歌与民歌(《诗 经》)、国家或诸侯国的纪事(《春秋》、《竹书纪年》), 以及宫廷中预卜吉凶的方法(《易经》)。上述四种宫廷书记及抄写员执笔的书写,不久在周朝晚期又增加了第五种,即礼法规范(《礼记》)。这点相信研究中国文 化的学者都耳熟能详。从西元前 136 年到西元 1905 年 为止,上举《诗》、《书》、《礼》、 《春秋》与《易》一直被奉为五经,因据说获得孔夫子本人承认而地位崇高。用一位当今学 者的话来说,“五经是科举考试的一部分,而科举是绝大多数人的入仕途径。”[8]

理解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既然日常生活中的理解都会发生错误,那么对音乐这样一种文化现象进行理解便是一个复杂的任务。我们强调,理解不仅是一个本能、情感的过程,更是一个认知、理智和想象和过程。我们不仅需要了解过去音乐的时代、背景和惯例,而且还必须询问这些音乐对于我们今人的意义及价值。因此,理解不仅指对音乐现象外部过程的把握,而且更意味着对音乐意义、价值的领会和对人的心灵的渗透。

  

这后一层意义上的理解最突出地体现了人文学科中理解的特点:由于理解的对象是人的精神产品,理解的过程就必须介入我们自己的精神想象。这种“想象性的介入”(imaginative participate),或称“想象性的移情”(imaginative sympathy),是一种根据已知线索和材料将自己投射到另一精神世界中的能力。它要求学者们努力将异己的文化成果吸收进来,并在自己的心灵中引发共振。为此,纯粹的客观知识及精确的逻辑解释并不完全是人文学科的努力方向。人文学者应该而且能够缩小主观猜测范围,用确凿的数据来支持自己的想象。但在人文学科中消除主观性不仅没有必要,而且绝无可能。正是这种受控制的主观性使理解成为多元的,而不是唯一的。关于过去的音乐现象的理解永远不会终结,而且永远不会有最终的定论。每一代人都会根据自己的兴趣、需要和情境向过去提出新的问题,从而获得对过去的新的理解。[16]浪漫主义时代对巴赫的重新发现、20世纪60年代以来马勒作为一位大作曲家的声誉鹊起,这仅仅是音乐史中过去由于后人的理解而获得全新意义的最典型的一些例证。在这层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人文学科研究的伟大成就是不会过时的。美国杰出的音乐学家保罗·亨利·朗格名著《十九世纪西方音乐文化史》[17]虽然在某些细节知识上,在今天看来已不可*(如对舒伯特钢琴奏鸣曲的误解、对马勒的忽视等等),但我们可能宁愿阅读这本出版于50余年前的旧著,而不喜欢阅读当代某个音乐史家关于这一领域的新作。其原因在于,朗达到的理解回响着他个人的心灵谐音,因而这种理解是不可代替的。

   《尚书》记述历史的模式,後有司马迁继承并加以修改,在日後所有重要的史书坟典里不断沿用且日趋 精细。在《史记》中,司马迁主要采用了新的体裁,有记载帝王家族的“本纪”、记载帝王年代 的“年表”、记载世袭家族的“世家”、记载其他人的“列 传”,此外太史公还特地添加了“八书”一类,收录了似乎是不相干的其他文类。这些有关典仪、音乐、天文、历法计算、律令宗教仪式、民生经济与治水的文本之所以与上述篇幅较长的类别能在结构上地位等同,是因为此一 类文本对治乱干系重大。而随後出现的 《汉书在文类分法上不但沿袭司马迁的作法,还增加了新的主题,例如“刑 法”、“食货”、“五行”、“地志”及“艺文”等等。就像汉初奉“五经”为经典一样,在正史中扩展主题的目的乃在藉此为国家主义服务,强化宫廷权力且对其利益进行阐明与合法化。即使我们承认知识的定义及其作用本来就取决於历史、社会等因素,中国古代显然并非纯为知识而求知。

七、普遍性原则:交流与对话

  

人文学科所致力的理解是一种试图以我们自己的心灵去包容他人文化的努力,无论这种文化源自悠久的远古或当下,还是出自于遥远或邻近的异邦。理解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类文化中具有共同的因子,人类的心灵中存在着某些共通的和音。

中国古代的书写当然不只局限於上述的“五经”与 两部史籍。另外还有数量庞大的文献,我们称之为“诸 子百家”。其年代从战国时代早期绵延到汉代,最近还因考古而发现先前不为人知的诸多史料。这些文献记录 了格言、对话、辩论、巧训、轶事、故事寓言,还有各 种不同主题的学说与教导,包括政治、道德、语言、逻 辑、法律、医学、房中术以及宗教等等。不过,无论是早期来源有自或作者佚名的文献,还是数世纪後的百科杂录(例如宋初着名的四部典籍:《太平广记》、《太平御 览》、《文苑英华》、《册府元龟》),都是用来巩固政府的绝对统治权及对知识的垄断,因而其终极目的仍是为国家服务。此外,这些名目繁多的书籍若非有政府的极力介入,也无法完成典藏、抄写、编辑及印刷等工作。以後来改称为《太平御览》的 《太平御览总类》为例,可知中国古籍文献资料不断细 分、再细分的最终原由就是物以“类”聚的分类法。[9]西元 977 年皇帝有令,将大量包罗万象的现存文献依主 题、文类甚或韵脚加以收集、编纂。这样做的目 的,据说是为了方便皇帝“御览”。帝王“御览”也有总结提炼的作用 ―若皇帝真能日览朝臣呈交的三卷文章。正是皇帝挑选、宣扬文章的权力决定了这些知识领域的完整性与意义:“御览备天地万物之理,政教法度之原,理乱兴废之由,道德性命之 奥……。太宗皇帝为百圣立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古今集斯文之大成,为天下括事理之至要。”[10] 类此想法早可见於汉代儒学官吏。自汉代以降,这种沿袭已久的类书编纂传统蓬勃发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文化遗产、艺术产品的存在必定是为了引起人类的某些智识的和或情感的反应,如快乐、悲哀、恐惧、敬畏、沉思、崇拜、升华等等。正因为我们是人,我们才能在文化的遗留物中再次以经历到前人或异种人也一定经历过的种种精神体验。当然,我们的反应不会是自动的。我们必须经过学习和训练。读懂一篇铭文,领会一幅绘画,或理解一首乐曲,我们都是在以我们已储备的资源渠道迎接对象,最终获得我们与对象的融合。在这一对话和交流的过程中,我们因接纳不同于原来自我的对象而丰富和扩大,对象则由于我们新的视角的加入而更新。其结果,人文研究在充实我们自己的同时又增加了文化的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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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文化虽然在表现形态上千差万别,但在终极原则上是带有普遍性的。人类之所以可能共处,文明之所以可能交流,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关于这一点,我所想到最好例子倒并不是某位学者的学术研究,而是著名钢琴家傅聪的演释艺术。众所周知,在傅聪手下,西方音乐大师的杰作被注入了中国的灵魂。这是同时深深浸染于中国文化和西方音乐之后所取得的骄人成就。当傅聪谈到舒伯特的音乐具有陶渊明式的对人生的感慨时[18],他实际上打通了他自己、舒伯特和陶渊明这三者之间的巨大时空隔阂,从而给音乐引入了新的理解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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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中国的传统观念,还是西方的古典主流思想,在文化上都持普遍主义立场。所谓心同理同,放之四海皆准。但是,随着19世纪后全球交流的加剧,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日益被人们认识,绝对的普遍主义发生了动摇。随之兴起的文化相对主义认为,各种文化是如此迥异不同以致于很难进行比较。必须承认,文化相对主义强调每种文化的独特性,强调任何现象都必须依据“上下文”来理解的观念是一剂必要的解毒剂。它提醒我们必须时刻注意人类文化的差异性和丰富性。为此,普遍主义应该欢迎相对主义的劝告。但是,人文学科必须警惕极端的相对主义立场,否则人文学术便丧失了对人的终极意义和价值的追求,理解也将无从产生。实际上,放弃判断和价值,人文大厦便会趋于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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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作为人文学者的音乐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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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文学科的一个具体实践者,音乐学家在从事自己专业活动的时候并不一定会对上述的“元理论”问题具有明确的认识。毕竟,音乐学家不是哲学家。笔者在此想要强调的是,无论怎样,这些问题实际上是不可能完全被回避的。我们几乎每天都在和过去的音乐遗产及遗物打交道,记忆、想象、理解与对话其实是我们的平常经验。之所以要用哲学思辩的语言对这些问题做规定,目的是要从根本上提高我们自身的人文学科意识,从而在音乐学术的具体实践中形成人文学科意义上的自觉。

作为人文学者,音乐学家最为关心的是恢复、保存、解释并重新解释音乐的传统及内含。在他的脑海中,音乐是一个整体,不仅历史长河环环相扣,而且音乐与其他文化现象也紧密地缠绕在一起。因此,他首先需要的是吸收与掌握,而不是探索和研究。显然,音乐学家如是一个真正的人文学者,他的第一要则便是广博与开阔。自然科学家可以在一个相当狭窄的专题上求得精深的突破,这在人文学科中却绝无可能。如果你不熟知贝多芬,你就无法更好地理解勃拉姆斯;如果你不通晓中国“士”的社会角色及精神世界,你也就无从把握古琴的音乐实质。这并不是一个研究的问题,而是一个是否了解与知道的问题。应该承认,知识掌握永无止境,对艺术的精通也存在精微程度的差异,加之人文学科的文献淘汰率比自然科学缓慢许多,因此人文学者确实需要打通古今,学贯中西。“皓首”也不足以“穷经”,真正的学者在面对前人的文化遗产时应该无时不在意识到自己的无知与肤浅。这种谦逊的态度不仅是学者的美德,也是学术得以更新的保证。

我想说明的第二要则是,音乐学家如要高扬人文精神,就应该毫不妥协地关注价值[19]。当然,价值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有人甚至会说,价值是不可捉摸的,因为“趣味无可争辩”。但是,音乐学家从自己每日都在接触的音乐传统中得知,价值虽然不是绝对僵死的,但确实存在着客观的、公认的价值准则。否则,大师的杰作与流行的小曲便会优劣不分,不负责任的商业赝品与用心良苦的艺术创作便真假难辩。果真如此,倒霉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自己。因为摒弃价值的直接后果便是精神贫困和思想混乱。当前文化市场中的价值错位恰恰就是一个反面的证明。音乐学家应该提醒人们,价值秩序一旦崩溃,不但音乐传统会失去生机,音乐生活的未来也将昏暗一片。因此,音乐学家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坚持理想和信念,对当下流行的观念和风尚进行理智不惑的辨别与批判。说明价值,证明价值,并保证价值的延续及生命,这不仅是学者的个人使命,也是他应尽的社会职责。

“告诉我,爸爸,历史有什么用?”

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大师马克·布洛赫(M. Bloch,1886-1944)的幼子曾天真地向父亲这样询问。布洛赫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在被法西斯纳粹枪杀前写下了《为历史学辩护》一书[20]。当时法国沦陷,布洛赫为法兰西的命运深感忧虑。就是在这种艰难的时世环境中,布洛赫提笔为自己、也为后人论证了历史学应享有的尊严及其存在的必要性。笔者委实不敢用布洛赫此书的光芒来为拙文增辉。但是,以史学为天职的学者发自内心的自我辩护确以其深沉的力量和纯正的信念打动着我们。因此,我才斗胆用本文的标题向布洛赫表示崇敬之情。或许有人也会向我们发问:“音乐学有什么用?”“人文学科又有什么用?”我们不妨扪心自问,应该、而且能够做出怎样的回答。

注释:

[1]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

[2]参见魏延格:《西方音乐研究与中国音乐实践》,载《人民音乐》1991年第10期。该文主要的批评对象是拙文:《寻找自立——谈西方音乐研究在我国的意义》,载《人民音乐》1990年第2期。

[3]参见《读书》杂志1994年第3期至第8期上“人文精神寻思录”专栏的讨论。

[4]参见《中国音乐学》1994年第2期和第3期上“音乐学研究现状笔谈”专栏的多篇短文。

[5]《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467页。

[6] 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7]赵毅衡:《走向边缘》,载北京:《读书》1994年第1期,作者随即又小心地对自己所下的定义进行修正,认为如果科学家开始思索宇宙问题,法学家开始对社会现成规范进行质疑,则进入“知识分子”范围,而从事大众传媒工作的艺术家则不属于“知识分子”。

[8]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卷6,第760页。

[9] 参见[英]H.P. 里克夏:《狄尔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2-139页。

[10] [德]李凯尔特:《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商务印务馆1986年版。

[11] [德]潘诺夫斯基:《作为人文学科的美术史》,载《图像与观念——范景中学术论文选》,岭南美术出版社1993年版,第409-410页。

[12]范景中编选:《艺术与人文科学:贡布里希文选》,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13]同注11,第429页。

[14] 《恩斯特·贡布里希爵士的自传速写》,载《图像与观念》,第94页。

[15]同注1,第4页。

[16]关于理解的多元性,参见[德]加达默尔的经典名著《真理与方法》,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

[17]张洪岛中译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2年版。这是Paul Henry lang 的《西方文明中的音乐》(Music in Western civilization)一书的最后六个章节,原书出版于1941年。

[18]参见《与傅聪谈音乐》,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25页。

[19]参见[英]贡布里希:《理想与偶像——价值在历史和艺术中的地位》,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年版。

[20] [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此书原名为《为历史学辩护》(Apologie pour L'Histo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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