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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笔记,多少个转型国家的悄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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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笔记,多少个转型国家的悄然

进入专题: 民主   法治   转型国家  

作者:包刚升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版本:2014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来源:微商购买的pdf电子书

【致敬辞】

高全喜 (进入专栏)  

大约是4年前,复旦大学的包刚升教授在微博上做了一期读书会活动,形式是阅读一个政治学书单并撰写读书笔记,我部分的参加了几本书的阅读,印象比较深的是汉密尔顿的《联邦党人文集》和罗尔斯的《正义论》,算是扫了盲。第二年不知为何微博禁了读书会的转发功能,直接影响了读书会活动的组织,慢慢就断了消息。这次读包老师的《民主奔溃的政治学》,也是知道很久的新书,恰逢美国的新一次总统选举,所以择机一读。

这是一次观念的探险,包刚升带着浓郁的问题意识,深入到民主政治的内部,辨识其运行的内在机理。在成功的民主和崩溃的民主之间,他以实证研究为基础,总结其不同的经验教训。于亨廷顿、戴蒙德和林茨等大师的研究之外另辟蹊径,收获了一片别开生面的学术风景。这是一项填补政治学空白的研究,它以四个国家民主实践的宝贵经验为范例,提炼出民主体制建立与巩固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启迪人们对于建立何种民主体制的思考。这是吹向观念论域的理论清风,使得笼罩民主的雾霾无法藏身。人们不会因歪曲而迷惑,对民主的信念也更加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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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绍光写过一本《民主四讲》,是我政治制度理论的启蒙书籍,包老师的《民主奔溃的政治学》在很多层面上涵盖并超越了我以往对政治制度理论方面的认知,是这次阅读最大的收获,比如对于比例代表值的谨慎态度,对于新兴民主国家对议会制的优先选择等等。

自近代以来,中国的仁人志士一直在寻求自己的民主道路,并且在上世纪开始了艰难实验。虽历经坎坷,却从未停歇。今天,民主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包刚升以强烈的现实关怀和敏锐触觉,对这一重大课题做出了前瞻性的思考。就此,我们致敬《民主崩溃的政治学》!

    

近期读了张维迎的《博弈与社会》,李炜光的《李炜光说财税》,郁振华的《人类知识的默会维度》等等,感觉到国内一流的人文学科的学者在消化了西方经典理论之后,慢慢在摸索着一条和中国传统文化和当前社会形态相结合的建设性道路,但是因为不能直接参与到体制的建设,这个过程还处于比较柔和的孕育阶段:写书、写文章、带学生、搞学术交流等等。

【答谢辞】

   一、作为理论与现实问题的民主失败

《民主奔溃的政治学》的观点非常的鲜明,本人也非常的认可:

学术界的职责是为开放社会贡献思想资源

   自塞缪尔·亨廷顿1991年出版《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以来,国际政治学界对于民主转型的研究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生长点。从论文到专著,国际学界涌现出很多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也出现了一大批优秀而富有影响力的政治学者。他们的主流研究重在转型国家的民主制度的建设上,即把民主转型视为一个三阶段的政治事件,即威权政体的崩溃、民主转型的启动和民主转型的巩固,在他们的理路视野中,这是一个虽然曲折但旨在成功的故事,现有的大量学术文献大多集中在与民主转型三阶段有关的研究上。

当一个民主国家存在高度的选民政治分裂时就有可能引发激烈的政治对抗和政治冲突;如果民主政体下的政治制度安排不能塑造有效的国家能力,民主政体就无力解决或缓和这种政治冲突,这样就会引发国内政治危机的持续恶化最终倾向于导致民主政体的崩溃。这―观点立足于对两个因素的考察,一是选民政治分裂,高度的选民政治分裂通常都会引发严重的政治冲突;二是政治制度安排的类型离心型民主政体会严重地削弱国家能力。当两者结合时,政治冲突往往无法得到有效控制,会演变为严重的政治危机政治危机的持续发展最终会导致民主政体的崩溃。

《民主崩溃的政治学》获评《新京报》“2014年度社科书”,于我而言是一种莫大的荣誉。《新京报》让我来致辞,我想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讲几句与致谢无关的话。

   但问题是,不少国家在转型过程中遭遇了严重的困难,还有不少国家在完成初步的民主转型后又遭遇了民主政体的失败。实际上,民主失败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与历史现象。然而,在国际学术界,对民主失败的系统性理论研究并不常见。美国知名政治学者胡安·林茨教授是《民主转型与巩固问题》的主要作者,他曾经牵头完成了两项关于民主失败的大型研究,一项是出版于1978年的四卷本著作《民主政体的崩溃》(The Breakdown of Democratic Regimes),一项是出版于1994年的两卷本著作《总统制民主的失败》(The Failure of Presidential Democracies)。尽管上述两套著作都是优秀的比较政治学术作品,但它们主要是各国民主失败案例的汇编,集中在欧洲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与拉美地区的民主失败的案例分析,林茨等人并没有试图提出一个关于民主失败的一般理论。在林茨的团队之外,国际学界有影响的关于民主失败的系统研究就不多见了。至于国内学术界,这些年来关于民主失败的问题意识基本上尚未产生,就很难说有深入的理论研究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所谓中国特色,应该是国人民主观点有别于世界主流民主形态的特色,而不应该是我们拥有一个专制政府和需要靠党性来维持的红色政权的特色,期待有一天这场争论的到来。

作为一位学者,我关心的问题是:对一个处在现代转型中的国家来说,学术界与知识界能够贡献什么?按照卡尔·波普尔的观点,一个社会的进步取决于有效知识的积累。这一论断揭示了进步的本质。这里的知识不仅包括科学、技术、工程和生产的知识,而且包括制度、法律与治理的知识。如果说前一种知识是与直接创造财富有关的,那么后一种知识则是与使创造财富成为可能的制度框架有关的。但是,在一些国家,后一种知识容易受到忽视。通常,这样的国家都比较落后。

   在我看来,关于民主失败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还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理论上,民主失败是政治理论的一个重要议题,从学理上搞清楚现代民主制度如何在转型国家会遭遇失败,致使初建的民主体制陷入崩溃,其发生学的内在逻辑机制以及演变路径,等等,这些都是政治学乃至比较政治学尚没有解决的问题,甚至还没有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若能为民主失败提供一个一般性的理论解释,无疑是一种学术研究的重要贡献。而就现实意义来看,我们知道,民主转型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大趋势,但这个转型国家的民主制度构建问题,并非一帆风顺,一方面固然是它们在全球范围内步步推进,但另一方面也在很多国家遭遇了挫败。如何降低新兴民主政体的失败风险,这是很多转型国家面临的重大挑战。尤其是对于尚处在向现代政治文明转型的中国来说,关于民主失败的问题研究就格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回顾百年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国曾经在20世纪10-20年代遭遇过失败的民主转型,当晚清帝制被中华民国成功地“革命”之后,民主共和政体并未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生根发芽。一百多年来,民主体制在中国可以说是步履蹒跚,屡遭失败。因此,展望未来,中国政治向何处去?中国在构建、发展和完善民主政体方面会遇到哪些问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历史积累的超大规模国家,其所启动的民主政治转型,是否可能面临民主转型失败的风险?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未定之数,势必引发我们的忧思。

摘要:

在我看来,提供后一种知识是一国社会科学界的责任。在学术界与知识界,我们需要为民请命的人,需要舍身求法的人,需要特立独行的人,但是更需要为建设一个开放社会贡献思想、学术与知识资源的人。一个国家的发展限度,不惟独受到政治势力和社会结构的左右,更受到从精英到民众的思想与知识的束缚。很多时候,正是思想与知识决定着我们思考问题的视野和边界。

   所以,《民主崩溃的政治学》(包刚升著,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的出版面世,可谓恰逢其时。该书直指主题,把民主失败作为立论的中心,在一般理论与案例研究两个方面,回应了前述的学术缺憾与现实诉求,在中国当今的政治学界,开辟了一片大有可为的新天地。

理性选择学派把民主政治条件下的选民、政治家和政党等政治行为者都视为理性人,他们都会在给定制度约束条件下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理性选择学派区分了民主政体下的两类主要政治行为者:选民和政治家,而政党可以简单处理为政治家的集合,(为了让理论更简化,这里不涉及奥尔森所说的集体行动的问题。)选民通过选举和政治过程追求政治偏好(Political preference)满足的最大化,而政治家则追求选票(Votes)的最大化和政治席位(Seats)的最大化。在这样的理论视角之下,民主选举被视为一种市场行为,选民类似于顾客,而政治家和政党类似于厂商。选民试图通过投票支持来换取最大化的政治利益,而政治家则通过提供政策尽可能地满足选民的政治偏好政策,来换取最多的选票和政治席位。唐斯在《民主的经济理论》中这样说:

我想,学术界与知识界的职责是为此贡献有效的思想、学术与知识资源。

  

民主政治中的政党可以类比为一个追求利润的经济中的企业家,为了达到它们的私人目的,它们采取它们认为将获得最多选票的政策,恰如企业家出于同样的理由,生产任何他们认为将获得最大利润的产品。

■ 对话

   二、民主何以会失败?

尽管政治家和政党很关心选票,但他们同样关心选票能否转换成政治席位和实际的政治权力,而选票能否转换成有效政治席位的规则也是由政治制度安排决定的。正如诺斯指出的那样,制度就是约束人的规则,制度安排决定了人的激励与约束结构。民主政体下的政治制度安排一方面规定着选民和政治家进行政治互动的规则,另一方面也规定着政治家与政治家进行政治博弈的规则。这种政治制度安排决定了选民和政治家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亦决定了选民和政治家的成本与收益结构。因此,政治规则也决定了选民和政治家—特别是政治家在特定情境之下会采取何种政治策略选择和行为。由此可见,不同民主国家具体政治制度安排的不同会决定政治行为者—特别是政治家—在政治互动和政治博弈过程中的行为差异。
基于这样的分析,借用经济术语,本文把政治家和政党获取选民选票的战略称为“顾客战略”把政治家和政党与其他政治家和政党互动的战略称为“竞争战略”。总体上可以简单地认为,选民的政治偏好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治家和政党的顾客战略而政治制度安排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治家和政党的竞争战略。
当选民政治分裂程度比较低时选民的政治偏好呈现正态分布,这时政治家和政党会尽可能设法满足中间选民的政治偏好。这种情形就符合中位数投票者定律(the median voter theorem ) ,即在单一维度的政治竞争中,中间选民占据多数,政治家和政党向中间选民立场靠拢,才能获得最大多数的选票。
这种政治情形一般有利于迎合中间立场的大型政党的兴起。当选民政治分裂程度比较高时,选民的政治偏好往往呈极化分布,这时政治家和政党只有设法满足某个特定选民群体的特殊政治偏好,才能赢得选票。从政治家和政党的顾客战略来讲,前一种情形下他们倾向于主张“共容利益”( encompassing interests )迎合中间多数选民的政治偏好;后一种情形下他们倾向于主张“特殊利益”(narrow interests),迎合少数特定选民群体的政治偏好。在一个民主国家,如果选民政治分裂程度较高、政治冲突较严重,这种条件下政治家和政党的“顾客战略”通常还会进一步激化政治冲突;而在相反情况下,政治家和政党的“顾客战略”会使原本并不激烈的政治冲突进一步温和化。
政治家和政党的竞争战略则更容易受到政治制度安排的影响。民主政体都依赖一定程度的政治竞争没有政治家和政党的竞争就不会有民主。但同时,民主政体也依赖一定程度的政治合作,没有政治家和政党之间最低程度的合作也就不会有民主,民主政体就面临崩溃的危险。政治制度安排规定了政治家和政党的激励与约束结构,也就规定了他们在政治对抗和政治合作之间选择的激励机制,无疑,主要政治家和政党之间过分激烈的政治对抗,会削弱民主国家的国家能力;只有主要政治家和政党之间采取一定程度的政治合作,才会增强国家能力。

“我的主要研究兴趣是民主转型”

   面对林林总总的民主失败,《民主崩溃的政治学》提出了一个具有原理性的观点,用作者富有高度理论浓缩性的一句话来说,就是“高度的选民政治分裂与离心型民主政体的结合倾向于导致民主政体的崩溃。”为了在逻辑上论证这个结论,作者试图用两个自变量--高度的选民政治分裂(自变量X1)和离心型民主政体(自变量X2)--来解释因变量--民主政体的崩溃(因变量Y)。从理论建构上看,作者提出的民主失败的一般理论在结构上具有数学逻辑的美感。

本文根据政治制度安排提供的激励结构的不同,把激励政治家和政党进行适度政治合作、有利于塑造强国家能力的民主政体称为向心型民主政体把激励政治家和政党进行过度政治对抗、不利于塑造强国家能力的民主政体称为离心型民主政体。
当选民政治分裂程度高时,政治冲突就会比较激烈,寻求选票最大化的政治家和政党的战略行为和选择往往又会加剧这种政治冲突,而在离心型民主政体下,政治家和政党往往难以达成有利于民主维系的最低程度的政治合作,国家能力就比较弱,这样民主国家往往失去控制政治冲突的能力,政治冲突持续上升会酿成严重的政治危机,这样民主政体就倾向于崩溃。当选民政治分裂程度不同,或者政治制度安排类型不同时,民主政体就会表现出不一样的稳定性。因此根据选民政治分裂程度和政治制度类型的不同,可以区分出民主稳定性的四种情形:

新京报:你的第一本学术专著出版后,就获得了本报2014年度社科类致敬图书,你对此有何感想?

   下面我们看作者是如何进一步阐明和论证这一理论及其逻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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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刚升:《民主崩溃的政治学》获此殊荣,我略感意外。

   “民主政体的崩溃通常都起源于国内政治的某种紧张关系,这种政治紧张关系愈演愈烈,导致严重的政治危机。当这种政治危机无法在现有的民主政体框架内解决时,很可能会导致民主政体的崩溃。因此,解释民主政体下政治危机的起源和激化,是解释民主崩溃的关键问题。政治危机的形成和激化通常需要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国内存在某种较为严重的政治冲突,表现为两个或数个政治集团之间激烈的政治对抗。这种政治冲突是国内不同选民集团存在严重政治分裂的反映。第二个条件是民主政体下国家或政府没有能力去缓和、平息或解决这种严重的政治冲突。换句话说,在这样的民主国家,与严重的政治冲突相比,国家能力或政府能力较弱。固然,一国的政治经济条件和国际环境都会影响国家能力的高低,但在这些因素既定的条件下,民主政体下的政治制度安排对国家能力的高低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合理的政治制度安排有助于塑造国家能力,而不合理的政治制度安排会削弱国家能力。

李普赛特和罗坎关于中心—边缘、教会—国家、土地—工业和资本家—工人四种分裂结构的论述对后来的政治社会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些转型政治革命与经济革命)产生了—系列社会冲突,这些社会冲突又与政党分歧和投票行为有关。首先,政治革命导致了中心—边缘的冲突(a Center-periphery conflict)这种冲突产生在(位于中心的国家体制和经常位于边缘的组成它的次级单位之间,比如族群、语言或宗教集团;政治革命还导致了教会是国家的紧张关系(a church-state tension ) 这种紧张关系产生于日益扩张的寻求支配地位的国家和试图维持其历史上形成的特权的教会之间。经济革命导致了两种阶级冲突;土地精英和日益壮大的资产阶级之间产生的土地—工业的斗争(a land-industry fight)以及随之而来的马克思所重视的资本家—工人(capitalists and works)的分裂。

自作品入围以来,我一直在想:那些有价值的重要工作是有机会被世界发现的。但我应该算非常幸运,因为可能还有很多同样有价值的著作被埋没了。

   因此,这项研究对民主崩溃的理论解释可以总结为:一个民主国家存在高度的选民政治分裂时,就有可能引发激烈的政治对抗与冲突;如果民主政体下的政治制度安排不能塑造有效国家能力或政府能力,民主政体就无力缓解或解决这种政治冲突,这样国内政治危机就会持续恶化,最终导致民主政体的崩溃。”(原书第32-33页)

一个社会中只有一部分公民拥有选举权,那么这种情况下选民政治分裂结构就不会等同于社会分裂结构,如果选举资格限定在有相当财产和教育程度的公民当中,选民的政治偏好可能比整个社会的平均政治偏好更为保守,选民内部的政治分裂程度也可能比整个社会的分裂程度要低,在历史上一个国家尽管社会分裂程度很高,比如贫富差距很大,但只是少部分有产者拥有投票权时,该国政治状况可能是相对稳定的。然而,当所有成年男性公民或所有成年公民获得投票时,该国政治状况的稳定性可能会急剧下降,政治冲突快速上升,主要原因是选民政治分裂程度的提高。很多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上半叶至60-70年代就经历了这样一个选举权普及和民主稳定性下降的过程。

新京报:评委周濂说,《民主崩溃的政治学》是一本“横空出世”的政治学著作,你做这项研究的起因和过程是怎样的?

   由此可见,作者对民主崩溃的理论解释基于对两个重要变量的考察:一是选民政治分裂--高度的选民政治分裂会增加民主崩溃的风险;二是民主政体的政治制度安排类型--离心型民主政体也会增加民主崩溃的风险。作者认为,如果不同选民群体之间存在着高度的政治分裂,就很容易引发严重的政治冲突。作者发现,20世纪以来,在民主政体不稳定的国家,通常可以发现一种或一种以上的较高程度的选民政治分裂。这些选民政治分裂的主要类型包括:贫富选民之间的阶级分裂,不同宗教信仰选民之间的宗教分裂,不同族群选民之间的族群分裂,不同地区(可能会叠加宗教和族群因素)选民之间的地区分裂,政体维度上不同政体主张选民之间的 “民主-威权”分裂。总的来说,选民政治分裂程度越高,就越容易引发严重的政治冲突。

在最近的民主与民主转型研究中,政治制度的重要性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萨托利、利普哈特、戴蒙德诺里斯等很多学者都认为,政治制度安排的不同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民主的质量以及能否实现成功的民主转型与巩固,因此,宪法设计(constitutional design)与制度安排的研究——被称为宪法工程学(constitutional engineering)的相关研究——如今已经成为民主转型研究的热门领域。而在本书的研究框架中,政治制度安排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直接影响到民主政体下的国家能力或政府能力的高低。

包刚升:我猜想,周濂老师讲的“横空出世”可能有几层意思:第一,研究主题是全新的;第二,作者提出了新的理论;第三,作品的论证方式是国内少见的。所以,《民主崩溃的政治学》看上去令人耳目一新。

   根据已有的政治学研究成果,普遍认为民主国家缺乏有效的国家能力是民主崩溃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不同层次的政治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民主国家的国家能力之高低。为此,古老的政体研究就与现代的国家理论需要建立某种联系,国家能力要与制度安排实现某种联姻关系,通过对于三个层次的政治制度安排--央地关系、选举制度和政府形式--的学术分析,作者归纳出两种不同的民主政体类型:离心型民主政体(centrifugal democracies)与向心型民主政体(centripetal democracies)。从结果上看,这两种不同民主政体的分野是前者能有效强化国家能力,而后者会大大弱化国家能力。

简单地说,有几个层次的政治制度安排会直接影响到民主政体下的政治运行状况。一是关于选举和投票的制度安排。谁来投票?如何投票?选票如何转换为政治席位?这些制度安排直接关系到普通大众的政治参与行为也关系到政治家和政党的政治参与行为。总体上,这是与政治参与相关的政治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也规定了民主政体下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方式,即社会的政治力量是以何种方式作用于政府体系的。这一方面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是选举制度。二是关于政治决策的制度安排,如果说政治是关于“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的话,那么关于“谁来做出政治决策?以及如何做出决策?”就是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之一,这方面的政治制度安排涉及已经获得政治席位的政治家和政党如何进行竞争与合作的问题。这种制度安排也规定着政府体系内部诸种政治结构和政治力量的关系。这方面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就是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三是一个国家内部不同行政区域之间的政治关系,以及这些地方行政区域与国家或中央政府之间的政治关系。因此,中央和地方的政治权力如何划分,亦是民主政体下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之一。这涉及国家性(statehood)问题。

我的主要研究兴趣是民主转型。这一领域多数研究关注的是民主转型与民主巩固,但民主失败同样是一个重要议题。若不能避免民主失败,新兴民主政体就谈不上巩固的问题。所以,我从2010年开始做这种探索,并用两年多时间完成了这项研究。

   那么,如何理解这两种不同的民主政体及其机制呢?我们可以把“强化中央政府权力、强化大型主导政党和政党体制、强化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合作的民主政治制度”称为向心型民主政体;“弱化中央权力、弱化政党和政党体制、弱化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合作的民主政治制度”称为离心型民主政体。离心型民主政体之所以问题重重,主要是会导致三种离心效应:国家性问题上的地区(族群)离心效应--通常会弱化国家认同,强化地区认同;政府-社会关系上的政党离心效应--通常会鼓励极化多党制的兴起,不利大型政党;政府形式上的行政离心效应--通常会鼓励行政权和立法权的政治对抗与冲突,行政机关最后往往无所作为。

萨托利把竞争性政党体制分为四种主要类型:主导党制、两党制、温和多党制和极化多党制,极化多党制最不利于民主的稳定。反体制政党的存在、离心激励主导、严重的意识形态冲突、不负责任的反对党,以及选举竞争中的过度承诺或抬价政治(politics of out-bidding ) 使得极化多党制难以形成有效的执政力量,政府能力就会降低。

新京报: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多年来一直存在原创不足的问题。与亨廷顿的《第三波》,戴蒙德《民主的精神》,以及林茨与斯泰潘的《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相比,你在做《民主崩溃的政治学》研究时,有哪些创新?

   在经验研究部分,《民主崩溃的政治学》一书采用的是四个国家(德国、尼日利亚、智利和印度)不同政治时期的比较历史分析。众所周知,比较历史分析是当代比较政治学的主流研究方法之一,相关的经典著作包括《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与《国家与社会革命》等。德国魏玛共和国(1919-1933年)的主要问题是选民之间存在着严重的阶级分裂和“民主-威权”维度的分裂,由此导致严重的政治冲突。从制度上讲,魏玛共和国比例代表制与半总统制的组合,属于典型的离心型民主政体。前者鼓励小型政党和新兴政党,既有大型政党的力量往往遭到削弱,而后者又容易引发了行政权与立法权的冲突。这样,1933年魏玛民主政体就被希特勒的独裁统治所取代。二战之后,联邦德国民主政体的巩固可以归功于选民的阶级分裂大大下降,以及选举制度与政府形式的重大改革。

这一问题最有影响力的政治表述是“迪韦尔热定律”(Duverger's Law)。不同的选举制度如何塑造不同的政党体制?迪韦尔热定律的完整表述是:“(1)比例代表制倾向于导致形成多个独立的政党……(2)两轮绝对多数决定制倾向于导致形成多个彼此存在政治联盟关系的政党;(3)简单多数决定制倾向于导致两个政党的体”迪韦尔热认为,由于简单多数决定制下每个选区只有:一个议席,“机械(mechanical)”因素和“心理(psychological )”因素都使得小党较难当选,选民倾向于把选票投给大党。此外政治家也倾向于加入大党而非加入小党或组建新的政党。
雷伊(Douglas W. Rae)的研究则放宽了迪韦尔热的边界条件,他认为不同的选举公式—即选票转换成议席的方式一塑造的非比例代表性(disproporionality)与政党数目存在强相关性。非比例代表性程度越高,政党的数量就越少。利普哈特基于36个民主国家的研究指出:“有效政党的数目随着非比例性的增强而递减。非比例代表性每增长5%议会有效政党的数目就减少大约半个。”塔格培拉(Rein Taagcpera)和舒加特(Matthew Soberg Shugart)则计算出了两者的数量关系:非比例代表性的扭曲程度低于5%的国家议会有效政党数目平均是3.79个;非比例代表性的扭曲程度在5%至10%之间的国家议会有效政党数目平均是3.56个;非比例代表性的扭曲程度超过10%的国家,议会有效政党数目平均是2.21个——这种情形几乎完美地接近两党制。塔格培拉和舒加特还计算出不同选举制度下非比例代表性的扭曲程度是不同的。在比例代表制下传统民主国家和新兴民主国家非比例性的平均值分别仅为3.45%和4.78%;在非比例代表制下传统民主国家和新兴民主国家非比例性的平均值分别高达14.04%和9.52%。因此,总的来说,比例代表制会显著地增加有效政党数目,提高极化多党制出现的概率;而简单多数决定制的政治效应正好相反。
除了选举公式之外,选区规模、当选门槛以及其他具体的选举制度安排也会导致不同的政治效应。比如,雷伊论证了选区规模的重要性。利普哈特则认为“有效门槛是影响比例代表性最强烈的手段”。总的来说,无论是采用不同的选举制度,还是在同类型选举制度下具体制度细节的调整,都会产生不同的政治效应比如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采用比例代表制,导致议会政党数目过多和政府能力低下,直接影响了魏玛民主政体最终的崩溃。二战之后联邦德国采用了混合选举制度,半数议席以多数决定制选出,半数议席以比例代表制选出,但同时设置了议会政党5%的当选门槛。这种选举制度的改革有助于战后联邦德国政府能力的强化和民主政体的稳定。20世纪80年代后期,智利启动的民主转型也同样吸取了过去比例代表制下政治混乱和民主崩溃的历史经验。智利尽管保留了比例代表制,但设置了每个选区仅选举两个议席的新条款。这种附加条件实际上降低了小党当选的可能性,推动了智利较为稳定的两大政党联盟的兴起。这一改革增加了智利政党体制的稳定性提高了政府能力,有利于民主巩固。

包刚升:它们都是出自国际一流学者的杰出作品。但这三部著作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理论著作”,它们缺少单一的理论假说,也就谈不上借助系统的经验证据来论证理论假说。

   尼日利亚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尼日利亚第一共和国(1960-1966年)的失败是由于较高程度的选民族群分裂和高度分权的地区主义安排。在当时的尼日利亚,三个主要族群彼此为敌,使得尼日利亚联邦政府难以进行有效的国家建设和民族整合。不同族群之间的政治冲突日益升级,结果是民主政体的崩溃和长达两年多的“比夫拉内战”。后来,尼日利亚改革了高度分权的地区主义安排,中央权力和国家统一得到强化。但该国选民之间仍然存在高度的族群、宗教和地区分裂,尼日利亚属于从民主崩溃到不完全民主的案例。

1999年利普哈特在《民主的模式》一书中用“行政机关一政党”和“联邦制一单一制”两个维度10个变量区分了民主政治的两种类型:多数民主(majoritarian democracy )模式与共识民主模式。他把类似英国的威斯敏斯特民主模式称为多数民主模式而把具有大型联合内阁多党制比例代表制、统合主义、联邦制等特征的民主政体称为共识民主模式。

与此不同,“本书(《民主崩溃的政治学》)是比较政治领域一项原创性的实证研究。称其原创性,是因为这项研究对民主崩溃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解释;称其实证研究,是因为这项研究是严格按照‘提出问题-文献回顾-理论假说-经验证据-研究结论’这些步骤依次展开的。因此,这是一部理论导向的‘政治科学’著作。”在经验研究部分,本书采用的是比较历史分析方法,所以本书看上去带有《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国家与社会革命》等经典译著的影子。

   智利是如今拉丁美洲最为发达的国家。该国20世纪50、60年代的政治基本上为阶级冲突所主导,贫富悬殊的社会结构加上下层阶级普选权的获得,逐渐撕裂了整个国家。1970年阿连德总统上台后,整个社会分裂为两大互相敌对的阵营。在制度上,智利是比例代表制与总统制的结合,前者削弱了智利的政党力量,后者导致了行政与立法之间的严重对抗。结果,1973年的军事政变终结了智利民主政体。今天,智利已成为拉丁美洲民主的典范,这得益于两个因素的变化:选民阶级分裂程度的下降,以及议会选举制度与总统选举制度的改革。

当代关于总统制与议会制的大论战是由林茨挑起的。1990年,林茨在题为《总统制的危险一文中论证,总统制比议会制更不利于民主稳定。他认为,总统制下的总统和议会均田选举产生,可能会导致双重合法性(dual legitimacy)的冲突,即总统和议会都声称自己拥有最高的合法性,如果总统的财政预算法律提案和人事任命由于无法获得议会多数支持而不能通过时,总统(行政部门)就会无所作为,政府能力就遭到严重的削弱,加上总统任期固定,可能会导致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之间出现的对抗僵局(deadlock)整个国家会面临宪法危机。因此总统制下的总统很难拥有议会制下的首相或总理所具有的政治权力政府能力和民主稳定性都会比较低。

“国家现代政治转型的命运,取决该国的政治精英阶层如何思考政治”

   印度被视为贫穷国家在二战之后创造的“民主奇迹”。这种“民主奇迹”得益于两个因素:一是1947年之后的尼赫鲁时期印度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程度都还比较低,选民政治动员程度也比较低,这就使得印度多样化的社会结构并未充分政治化;二是印度的政治制度是典型的向心型民主政体,系中央集权化的准联邦制、选举上的简单多数决定制和政府形式上的议会制的组合,这些都是提供向心激励的制度安排,有利强化国家能力。20世纪70、80年代后,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导致了印度选民政治分裂的强化,政治暴力呈现上升趋势,给民主稳定性带来压力。但印度向心型民主政体仍然在起作用,从而保持了印度民主的相对稳定。

蔡巴布甚至认为,全球只有一个长期稳定的总统制民主国家,那就是美国。因此“总统制民主比议会制民主要脆弱得多。”

新京报:你这本书的核心观点是;“高度的选民政治分裂导致政治冲突,而离心型民主无法塑造有效的国家能力,两者的结合倾向于导致民主体制的崩溃。”对于前者,应该设计出利益协调机制?

   借助四个篇章的案例研究,我们发现:如果一个民主国家符合两个条件:一是选民政治分裂程度高,二是离心型政治制度安排,那么该国民主政体就倾向于崩溃。找到了民主崩溃的内在制度原因,那么克服民主失败,具体一点说,就是如何降低选民政治分裂和避免离心型民主政体,该书给出了富有洞察力的政治建议。

考克斯则把不同选举制度对政党和候选人的激励效应大致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向.心激励(centripetal incentive),另一种是离心激励( centrifugal incentive ) 。“所谓向心激励使得政党(或候选人)采用中间派的政策(Centrist policies)相反.所谓离心激励使得政党(或候选人)采取某种极化立场(extreme positions)。”他借助定量研究论证,不同的选举制度安排会产生不同的向心激励或离心激励效应。换句话说,考克斯认为,当选举制度提供更多向心激励时,政党和候选人会努力发掘靠近中间立场的多数选民的政治偏好,并设法满足这种中立立场的政治偏好;相反,当选举制度提供更多离心激励时,政党和政治精英会努力发掘位于不同特殊立场上的不同选民群体的特殊政治偏好并设法满足这种特殊立场的政治偏好。从逻辑上说,政治竞争的结果是:向心激励鼓励中间的大型政党强化中间立场,结果是更强的大型政党,也意味着更强的政府能力和国家能力;离心激励强化小型政党并鼓励他们采取极化立场,其结果是更弱的政党体制,也意味着更弱的政府能力和国家能力。上述分析也可以看出,选举制度安排会影响到国家能力。

包刚升:20世纪以来的政治经验揭示,阶级分裂与族群-宗教分裂是主要的选民政治分裂。从成因上看,贫富悬殊或严重不平等的社会更容易出现高度的阶级分裂,高度的族群-宗教分裂则与一国内部特定的族群-宗教结构及其历史恩怨有关。

   首先,关于如何降低选民政治分裂,该书作者提供了四条政治原则与政策建议(原书第4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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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社会没有严重的阶级、族群-宗教分裂因素,则对民主稳定较为有利。但倘若存在严重的阶级、族群-宗教分裂因素,就可能会给民主政体带来巨大压力。当然,这在政治上并非束手无策。一个考虑是能否降低社会分歧政治化的程度,另一个考虑是能否选择向心型政治制度安排,以降低高度的选民政治分裂对民主政体造成的政治压力。长期当中,最好的政策是弱化引发高度的阶级分裂与族群-宗教分裂的社会因素。

   “第一,经济发展和现代化长期当中会降低选民政治分裂程度,但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过程则可能提高选民政治分裂的程度。因此,长期当中发展经济和加速现代化程度是重要的政策,短期当中则须正视现代化可能会带来的政治压力。

本书前面的理论部分已经阐明作者的主要观点:当一个民主国家存在高度的选民政治分裂时就有可能引发激烈的政治对抗和政治冲突;如果民主政体下的政治制度安排不能塑造有效的国家能力,民主政体就无力解决或缓和这种政治冲突,这样就会引发国内政治危机的持续恶化最终倾向于导致民主政体的崩溃。这―观点立足于对两个因素的考察,一是选民政治分裂,高度的选民政治分裂通常都会引发严重的政治冲突;二是政治制度安排的类型离心型民主政体会严重地削弱国家能力。当两者结合时,政治冲突往往无法得到有效控制,会演变为严重的政治危机政治危机的持续发展最终会导致民主政体的崩溃。

新京报:从上世纪初开始,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曲折坎坷,这两年,出版了好几本有关民国初年国会政治的图书。在你看来,中国人在上世纪的民主实践,有哪些经验和教训需要吸取?

   第二,降低不平等程度是降低选民政治分裂的重要政策,这包括降低两个方面的不平等:一是降低公民个体意义上的不平等,二是降低不同类型的选民群体获取政治权力、经济资源和社会价值上的‘种类不平等’。

综合上述讨论,可以得出几条对于降低民主国家选民政治分裂程度的政策建议:
第一,经济发展和现代化长期当中会降低选民政治分裂程度,但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过程则可能提高选民政治分裂的程度。因此,长期当中发展经济和加速现代化程度是重要的政策,短期当中则须正视现代化可能会带来的政治压力。
第二,降低不平等程度是降低选民政治分裂的重要政策,这包括降低两个方面的不平等:一是降低公民个体意义上的不平等,二是降低不同类型的选民群体获取政治权力、经济资源和社会价值上的“种类不平等”。
第三,在巩固国家统一和强调民族整合的同时,尊重不同族群宗教、语言和地域选民群体在文化上的差异性,包容其多样性。
第四,在高度分裂的社会中,快速扩大政治参与和过度强化政治竞争会给民主政体的稳定性带来很大的风险,而在政治上平衡好政治精英与大众参与的关系则对民主稳定性较为有利。

包刚升:按本书的框架,中国民国初年的政治曲折尚不能称为民主政体的崩溃,而只能称为民主转型努力的失败。但民国初年的此种政治探索是一种重要的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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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民主国家在设计宪法和政治制度时,除了需要保证基本的民主制原则,还应当将效能置于重要位置。这一见解也以恰当方式回应了戴蒙德所说的“民主政治的三个悖论”。戴蒙德认为:“民主在发展中世界所经历的许多问题都是源自内在于民主本性的三种紧张和悖论。第一种紧张是冲突(Conflict)与共识(Consensus)之间的紧张。……没有竞争和冲突,就没有民主政治。但是,任何允许政治冲突的国家都冒着这样的风险社会变得如此紧张,充满冲突,以至于国内和平和政治稳定都将陷于危险之中。……第二种紧张或矛盾是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与治国能力(governability)的冲突。民主政治意味着不愿将权力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要使领导人和政策服从于人民的代表和问责机制。但是,为了稳定,民主政治(或任何政府制度)必须有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称作‘能量’的东西:它必须能够行动,有时必须能够迅速地、决然地采取行动。政府不仅要回应利益团体的要求,还必须能抵制它们的过分要求,并在它们之间进行协调。……第三种矛盾,即同意(consent)和效能(effectⅳeness)之间的矛盾。……假如民主不能运转,人们则可能宁愿选择不经他们同意的统治,他们可能选择不再忍受去做出政治抉择的痛苦。因此存在―个悖论:民主需要同意。同意需要合法性。合法性需要有效的效能。但是,效率可能因为同意而被牺牲。”

《民主崩溃的政治学》的分析框架与理论洞见,对理解这一时期的政治史也是有帮助的。一方面,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在共和-帝制(或威权)、基于土地的贫富阶级、统一-独立、边疆地区的族群-宗教问题上的严重分歧,构成了政治转型的约束条件。另一方面,民国初年的总统制与内阁制之争、“府院之争”等恰好折射出宪法设计与制度模式的重要性,总统与总理之间、行政权与立法权之间的频繁冲突通常不利于民主转型。这也就是本书阐述的要避免离心型民主政体的实践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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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上述讨论,可以得出几条对于强化新兴民主国家宪法设计和制度安排的政策建议:
第一,民主的宪法设计和制度安排要充分兼顾到分权与集权的平衡、参与和效能的平衡,不能塑造有效国家能力的宪法设计和制度安排通常都缺乏维持民主政体自身所需的手段。
第二,成功的宪法设计和制度安排并非空中楼阁,而必须考虑并适应本国的社会结构和选民政治分裂的类型与真实情形,宪法和制度必须在真实的世界里能够运转。
第三,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要注意适度强化中央集权,特别是对于那些存在地区与族群分裂的国家,更要强化中央政府维持国家统一的政府能力和政治权力,要尽量避免高度分权的地区主义安排。
第四,在选举制度上,多数决定制和具有多数决定制特征的混合选举制度往往是更优的选择,要尽量避免纯粹的比例代表制。
第五,在政府形式上,议会制往往是更优的选择,要防止行政权和立法权之间出现严重的政治对抗,要谨慎地对待总统制和半总统制。

当然,在既定的结构性约束条件下,一个国家现代政治转型的命运,往往取决于该国的政治精英阶层如何思考政治。那么,学术界与知识界能够为开放社会贡献思想资源做什么?从消极方面讲,我们至少可以做到不误人子弟,不制造虚假知识,不曲意逢迎。从积极方面讲,我们可以主动应对现代转型的重大问题,着眼全球经验,基于严密逻辑,贡献可靠的思想、理论、知识与政策。这既是我们的职责,也是我们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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