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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活着中的政治凌犯,中中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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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活着中的政治凌犯,中中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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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政治是一种脱离人的异在

  

  

   中国人离政治一向很近,近到没有间隙的程度,不管你身处何种社会位置,每一天的生活内容都是由政治决定的,这种处境决定了你仅具有政治的属性而没有人的属性,你存在的唯一价值是国家意志驱使之“物”的价值而非“人”的价值。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毛泽东于这场政治运动肇始号召全国人民“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绝非“国家大事”与人民的吃喝拉撒睡有什么具体或直接的关系,而是执掌国家权力的一部分人(当时名为“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借助于煽动民众的政治狂热达到他们自己的政治目的,这种目的与国家应有的目标甚至南辕北辙背道而驰,既殃民又祸国,可以把历次政治运动、历次个别国家领导人的倾覆作如是解。这使我们形而上地看到,在人民政治权利缺失的地方,无论国家政治在某些时间段体现为怎样不同的内容,都是被一种共通的机理——非民主(说难听一点儿是独裁)的机理——所支配的,中国人始终都像被系在一根麻绳上一样被这种机理所牵引,谁也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一切都在非我力量的驱使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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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总体趋向上来说,人类历史是向善的,除非有人占据了一个地盘(掠夺了政权),为了遮蔽本相,故意把事情弄得云天雾地,浑浑噩噩,一般来说,人类凭借自己的智慧都能够对自身处境做出合乎理性的判断,因此无论何人,无论貌似多么强大,都无法阻挡人类前进的脚步,生活总是一步步走向清澈和美好。这也是尽管我们活得很窝囊、很落魄、很没有尊严,却始终不放弃追求有体面有尊严生活的一个重要原因。

  

  

   现在这个世界的事情成了这样:没有任何社会政治现象不能被归纳,没有任何人的政治企图不能被说明,所以,当我们看到政治学家弗里德里希与布热津斯基从比较政治角度概括出极权主义的六大特征(人人必须遵从的官方意识形态、唯一的群众性政党、由政党或秘密警察执行的恐怖统治、对大众传媒的垄断、现代的人身与心理的控制技术、中央组织与控制整个经济)时,总是觉得这两个素不相识的家伙挺棒的,在心底里赞许道:“嗯,狗日的说得准确极了。”这样的家伙还有波普尔、哈耶克、阿伦特等自由主义哲学大师,他们不约而同精准地描绘了极权主义国家政治的独有特点和面貌。

  最近几年来,出于写作的需要,我对于权力的问题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关注。我惊讶地发现,世界的架构就是权力的架构,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权力的巨大影响之中。那么,权力究竟是什么东西?

  历史是由现实积淀而成的,依据政治哲学观点,历史是人类对经验世界加以抽象的一种结果。我们生活其中的现实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正是绵延不绝的历史的一部分,不同点在于,历史是人类通过符号系统对过往生活的理性表述(犹如哲学通过概念解析世界),现实只是人们经验到的事实,人们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词汇来归纳它,因此,“当下”对于我们来说往往比“过往”更加难以归纳。

   如果把所有这些特点和面貌拉近到现实人生当中,我们就会看到本文开头说到的那种匪夷所思的情形:尽管政治是高高在上的异在,中国人却深陷在政治之中,犹如被驱使的“物”,不断被政治侵扰,不断被政治折腾,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情形已经延续半个多世纪了。

  在中国古汉语中,“权”是指秤锤,《汉书•律历志上》说:“权者……所以秤物平施,知轻重也。”《孟子•梁惠王上》中也表达了相同的意思:“权,然后知轻重。”“权”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含义,这就是平均或者说平衡的意义,《周礼•考工记•弓人》说:“九和之弓,角与干权。”清代学者刘大櫆在《井田》一书中也说:“取天下之田,与天下之民,合计其数而权之,而民各分其可得之田。”“权”字的第三个含义就是我们要在这里进行探讨的“权力”的意思了,《庄子•天运》所言“亲权者不能与人柄”,就充分意识到了权力的重要性,但是我不知道在“权”字之后何时加上了“力”字,从而扩大和强调了这一含义。《汉书•贾谊传》在较为接近现代意义上使用了这个词汇:“况莫大诸侯,权力且十此者乎?”所谓现代意义,概念有三:一是权威和势力;二是政治上的强制力量;三是指一定范围内的支配力量。总之,“权力”这个词汇中的“力”的作用突出了起来。

  譬如,该如何在历史范畴概括我们经历过的60年呢?“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东方专制主义”?“极权主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后极权主义”?“新极权主义”?很难说。

   2.传统桎梏下的政治迷蒙

  所有的哲学探讨实际上都是对权力问题的探讨,整个人类文明史,没有任何其它东西像权力那样贯穿于人类整个精神成长过程。在西方,权力话语逐渐成为西方文化中的核心话语,被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所有哲学家所涉及,有的(马基雅维利、洛克、尼采)甚至毕生从事对于权力的研究,从不同方面对其做军事学、政治哲学、生理心理学的探讨,结出了灿烂的智慧之果。

  很难说不是不能说。事实上,很多学者已经做出了归纳和总结,尽管主流意识形态仍旧一如既往地作为宣传手段标榜所谓“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仍旧从大量学术研究中看到“东方专制主义”、“极权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和“后极权主义”之类能够与我们的现实感觉融汇贯通的概念,这说明某种历史理性正在进入我们“很难说”的现实之中,总有一天,一种公认的历史概括会从这些概念中产生,专门用以指代我们经历过的生活,就像我们现在说纳粹德国时期是“法西斯主义”、前苏联时期是“斯大林主义”或者“极权主义”一样。

   半个多世纪以来,尽管制造了很多政治戏剧,然而在台前幕后辛苦奔忙的绝非人民,而是掌握着国家政权的人民的主人,正是这些经常把人民挂在嘴边的人,通过各种行政或者法律的手段,把“人民”抽象成了与“人民”的准确定义没有什么关系的国家意志的表象符号,而国家政治则成为了与人民的生存基本上没有什么本质联系的一种异在。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是因为,人们在思索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时候,在思索人的处境的时候,发现所有关于人的话题,关于社会正义的话题都面对着无影无形却又无所不在权力,它既存在于国家与国家、国家与人民之间,也存在所有的群体于群体之间,存在于人与人之间,更存在于人的精神宇宙(内心)之中。世界是由多种多样、无所不在的权力支配的—在军事上,它体现为博弈双方的软势力和硬实力的对抗和分化转合;在政治哲学上则体现为国家意志、政府机构与人民之间彼此对立又彼此消融的辨证关系;在生理心理学方面,则揭示出人类支配意志如何作用于人与人之间的精神联系,构成了怎样的微型宇宙……等等。

  在所有这些可以调动的概念中,我们会发现,有一种东西始终作为最基本材料参与着现实与历史的构成,这种东西就是:权力。

   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国家可以得心应手地利用人民(例如借助于给党整风引蛇出洞发动全国性的“反右派斗争”,例如不惜让全国癫狂起来批判刘少奇、邓小平,例如批判林彪,例如批判“四人帮”,等等)做眼花缭乱的政治(包括国际政治)拼图,人民却很难通过宪法权利(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结社自由、游行示威自由、出版自由与言论自由)实质性地进入国家的政治过程,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历史才拥挤了那么多不便言说的内容。信手拈来一个例子:中国是一个被消失历史记忆的国家,我们既没有现代史,亦没有当代史,我们甚至没有一部像样的党史,我们不知道是谁金戈铁马进行了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抗日战争,亦不知道在残酷的国内政治倾轧中,莫名其妙蹿升或沉沦的国家领导人功在何处,罪在何方,一切都处在迷蒙之中。

  

  权力?是的,权力。

   一切都在迷蒙之中倒也好了,令人沮丧的是,迷蒙中的人民每天都要接受虚假历史和虚假政治信息的宣传灌输和蒙蔽欺骗,让你认为历史就是它不是的那个样子,让你相信虚假的政治信息不是虚假的政治信息,甚至强迫全国人民为虚假历史和被掩盖了真实政治动因的政治事件而举国欢腾。这是一种国家强迫,我们至今都可以从一切形式的宣传乃至于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感受到这种强迫。在这种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国家强迫中,谁也不知道党和国家领导人何以瞬间就成为了“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篡党夺权的野心家、阴谋家”(林彪)、“祸国殃民的野心家、阴谋家”(“四人帮”)……执政者似乎也无需对人民做出符合历史逻辑和政治逻辑的解释,他们不需要做别的什么,只需要颁发一份逐级传达的红头文件、发起一个运动人民的政治运动就可以了,他们有的是办法让你相信那一切都是真的。如果你不相信,如果你对在暗处运行的政治事务加以质疑,或者只简单地问一句“为什么”,那个被称之为“国家”的东西就会毫不留情地视你为异己和敌人,因此身陷囹圄乃至于丢掉性命者不在少数,林昭、张志新者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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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原本想在行文中使用“政府权力”的概念,但是我随之发现这个概念用在这里并不精准。在剧烈的社会变动尤其是最近30年的社会演进中,政府权力尽管是操控社会并决定每一个被操控者命运的主要力量,却不是唯一的力量,“政府权力”作为决定性的力量还衍生出了其它力量,例如宣传欺骗的力量,文化遮蔽的力量,经济垄断的力量,资本扩张的力量,等等。

   尽管国家一再甜蜜地说“人民站起来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然而当人民被排斥在国家政治过程之外、宪法第三十五条成为一纸空文的时候,“主人”扮演的是何种角色,是不需要考究的,你没有办法埋怨他们活得很懵懂,很迷茫,很痴傻,就像我们今天看朝鲜人民那样。

  

  当然,我们也可以认为上述力量都政府权力的分蘖,就像水系中支流和毛沟相对于主流河道一样,然而,强调和注意这些支流和毛沟仍然是必要的。就权力的自然属性来说,它具有“只为其来源负责”和“自利性”两大特性,政府权力是这样,由政府权力衍生出来的权力也是这样。

   3.谁决定了我们今天的状态?

  我们还可以把哲学史上的所谓“历史主义社会学”作为线索,来说明这个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凡60年,由无数个体苦难集合而成的社会灾难,大多是由衍生权力制造出来的,这些衍生权力在极个别情况下甚至会成为不受政府控制的力量(犹如李光耀先生所言,中国不是一个皇帝,而是千千万万个皇帝高悬于民众之上),威胁到政府权力本身(主要体现为不断瓦解和销蚀中央政府权力的合法性,致使中央政府不断陷入合法性危机,并为缓解这种危机不得不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中国国情之所谓复杂,此为原因之一。

   纵览历史,我们会发现一条从远古逶迤而来的线,牢固地束缚着中国,使她脚步蹒跚,无法迈进近代文明,这条线就是文化线,它从来没有中断。从根本上说来,是这个东西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决定了我们今天的状态。所以,我们至今都可以从当下的政治运行中看到宫廷特点,看到国家政治的神秘和恐怖,看到威仪天下的天子,听到蝼蚁一般的“屁民”跪倒一片,发出山呼万岁的呼喊。

  卡尔•波普尔(1902-1994)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深刻分析了极权主义的起源问题,把批判的焦点集中在柏拉图的理想国设计上,认为柏拉图骨子里有一种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的特征。波普尔指出:“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以最严格的阶级划分为基础的。它是一个等级制的国度。”柏拉图以一种对国家的信仰作为理想国的政治行动基础,要求人们按照完美理想彻底重建社会。这种理想蓝图和实现手段根本无法用科学方法来认识和证明,因而也就无法用说服的方法加以实现,只能用暴力的手段来强制推行。柏拉图试图通过“赋予统治阶级一种不可能受到挑战的优越地位”的方式化解阶级对抗。波普尔认为,柏拉图的理想国在政治上是极端有害的,这种统治方式的突出特点是不鼓励人民批评政府,它只是让人民相信仁慈的独裁者全知全能,最终,独裁者将成为主宰一切的神。柏拉图试图通过抑制一切历史变化而阻止政治腐败的哲学,在形形色色极权主义者那里找到了真正的继承者。这种被卡尔•波普尔称之为“历史主义社会学”的思想武装了那些试图消解个人意志,将国家、阶级、政党、团体的意志强加在个人意志之上的人。我觉得在这里把所谓的国家、阶级、政党和团体理解为权力更准确直观一些。

  正因为如此,我觉得使用“权力”的概念而不是“政府权力”的概念,具有更为深广的内涵和外延,有利于把我感觉到的东西说清楚。

   政治哲学家波普尔将实行自由、民主制度的社会称之为“开放社会”,我们只能将这种没有实行自由、民主制度的社会称之为“封闭社会”,封闭在宫墙之内的社会。两千多年尤其是近代以来,中国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其实只是想做一件事,那就是推倒宫墙,在晦暗的废墟中闯出一条光明的新路。无奈传统文化的锁链过于沉重,多少机遇都被一个一个错过了,直至今天,这个庞大的东方巨人依旧脚步蹒跚,依旧步履沉重,依旧没有走出历史的宿命,宫墙依旧高大强固,政治依旧犹如幽魂怨鬼在殿宇深处游荡,所到之处依旧暗流涌动、阴风飒飒,听不到人的声音。

  柏拉图的思想在卢梭那里得到了呼应。卢梭对于人类平等和自由的问题做了系统、全面、深刻的阐述,以著名的“天赋人权”理论同封建专制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卢梭认为财产私有制和财富的不平等占有是一切社会不平等的根源,所以,他呼唤在社会契约基础上的公正,赋予政府极大的权力来裁决和保护人的权利,防止人与人之间的财富占有差距过于悬殊。我们无法责备卢梭的社会理想,但是也不能不指出,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在解释它的社会契约时不可避免遇到了主张个人主义的自由还是个人无条件服从社会的问题,而卢梭做出的选择是:“人类由于社会契约而丧失的乃是它的天然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企图的和所能得到的一切东西的无限权利;而他所获得的乃是社会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享有的一切东西的所有权。”于是,人只能把一部分天然权利被让渡给社会契约形成的国家。在卢梭看来,国家体现的是一种“公共人格”,所以,社会契约一旦建立,个人就应当无条件服从人民和社会的整体利益,服从于国家。个人越是彻底地把权利交给整体,国家也就越完美。他甚至赋予国家权力以“一种普遍的强制性的力量”。从这里我们能够看到,卢梭实际上把国家的意志看成了公民意志的总和,这就为后来的把国家上升为绝对意志预留了一条通道。

  那么,我感觉到了什么呢?

   两相比较,弹丸之地日本之所以能够不断给庞大虚弱的中国制造疼痛,唯一的原因在于他们早在1868年就看出了这种文化在阻滞他们的脚步,所谓的“明治维新”,实际上就是一场为日本社会中的中国文化脱色、融入西方工业文明的社会改革运动。明治天皇从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开始,大力提倡“文明开化”、社会生活欧洲化,大力发展教育,在经济上推行“殖产兴业”,学习欧美技术,掀起工业化浪潮……日本终于成为亚洲第一个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这个过程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并且没有一丝一毫衰弱的迹象。日本对于中国是一个问题,绝不是仅仅“地缘政治”四个字可以解释的,在东亚乃至于整个亚洲,两者分别代表由不同的文化质地所决定的不同国家方向,还处在博弈的过程之中,孰强孰劣,最终结果如何,现在无法断言。

  黑格尔顺着这条通道准时到达了“抽象的绝对精神”领地。在这里,黑格尔试图把他的道德、社会和政治思想安放在他庞大的思想体系之中,人类行为(包括个体的和集体的)的整个领域被他描绘为现实的一部分,因而从根本上说来是理性的。作为现实的一部分,精神的这一客观特征被包含在了辩证过程之中。人类行为和社会与政治组织都包含和体现了精神,正如自然是绝对理念的客观体现一样。正因为如此,黑格尔把国家制度不仅仅看作人类的创造,同时还看作历史辩证法运动的产物,看作理性实在的客观显现,从而为其笼罩了一个神圣的光环。黑格尔从柏拉图、卢梭那里继承下来并进一步强化的东西—对国家的崇拜,强调个人绝对服从国家,对极权主义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为某些统治者以国家的名义压制公民的正当权益和自由提供了理论依据,构成了不民主的思想根源(这大概是他没有想到的)。后来的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式的极权主义在内在精神上,都有柏拉图、卢梭,尤其是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思想痕迹。叔本华和尼采对于黑格尔的猛烈抨击,事实上也正是是否能够建立权力的标准形态—“一个普遍认可的社会”(福山:《历史的终结及其最后之人》的问题,以及建立了这样的社会之后人的处境的问题。

  我感觉到:中国自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甚至包括作为东方专制主义(我们的教科书谓之“封建主义”)典型的秦帝国时代,权力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成为社会系统运转的唯一动力,权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干净彻底地取消民间社会,权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无所不在地渗透到社会每一个角落,权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粗暴地干预每一个人的私人生活……我们正在进入一种独立于人类理性和经验之外的超现实境界。

   之所以无法断言,除了我们看到的美国重返亚洲、在相同价值观基础上建构的美日韩同盟日渐巩固的地缘政治原因之外,最重要的还在于中国的政治文化仍旧处在“史前时期”,这种文化会结出何种国家之果,是无法预测的,就像我们无法预测朝鲜的对内对外政策一样。我倾向于认为,即使中国不在某个时间节点非理性地对世界作出反应(把战争作为解决与世界关系持续紧张的手段),单以中国政治文化自身脚步之颟顸和沉重(我们现在拼命维护的就是这种制度特色),要想与占世界主流的以自由民主为其国家特征的世界秩序进行抗衡乃至于发出挑战,也是困难的,是没有出路的,国际和国内都将做出应激反应,会极大地压制国家力量的拓展,其结果不言自明,那将是真正的“亡党亡国”。

  柏拉图、卢梭、黑格尔所谈论的国家,尽管被分别冠以“理想国”、“社会契约”和“绝对精神”的标签,但是,它们其实上是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权力。不同点仅仅在于他们所说的是国家权力。国家是什么呢?按照我们的词典解释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实行专政的暴力组织,主要由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组成。也就是说,国家的本原在于构成国家的那些机构的权力,没有这种权力也就没有了国家。虽然哲学家思考得更多的是政府与公民关系的问题,但是不可否认,他们实际上探讨的正是权力与人的关系的问题,所有的自由主义、专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问题的核心都是这个问题,他们之间的重大区别,也正是对这种关系的不同解释与强调的问题。

  我把这种境界称之为“权力死海”。

   如果说对中国的观察还有臆测成分的话,那么我们看一下当下的俄罗斯。

  

  

   极权主义的苏联解体以后,得益于接受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尽管俄罗斯的国家政治运行还远未达到世界通行标准,却已经对俄罗斯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政治更加开放(自由选举,多党制),人民活得更有尊严,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国力有所增强。在这种背景下,普京总统显然低估了人类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建立起来的世界政治秩序所具有的内在力量,轻率地在乌克兰和克里米亚地区玩儿了一把火,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世界的惊诧,制裁之声迭起,俄罗斯几近成为国际社会海域中的一座孤岛。目前,这把火正在向俄罗斯的政治体系和民间社会内部延烧,在西方社会持续的制裁之下,陷入困顿的俄罗斯人民是否在某个时间点丢弃掉普京,重建俄罗斯的国家信仰和国家政治结构,重新回归自由、民主之路,把没有走完的路走完,非常值得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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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说中国一定会把俄罗斯戏剧重新上演一遍,然而必须警惕到这种危险是存在的,我们可以从一些政治视野极为狭窄和短视的鹰派军人的战争叫嚣中看到这种危险,如果这些以“红二代”为主体的军人进一步干政,如果他们有机会、有可能将这种狭隘的个体意志上升成为国家意志,走出几步昏棋、乱棋,必将铸就极为严重的历史错误,将中国拖进空前的国家灾难,此,毋庸置疑。

  

  

   特别值得指出,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启动日本明治维新那样的政治改革过程,没有松动国家政治管制,却突然释放了谋取经济利益的空间(在国家层面体现为把经济增长作为取得执政合法性的手段),民众本应当在国家事务进行政治表达的精神内容,只能全部变形为不择手段逐利的欲望,在人治而非法治的条件下,这种带有原始兽性的欲望汇集成为了强大而污浊的社会冲力,大面积沦丧道德、泯灭良知、扭曲人性,权力魔兽如入无人之境,寻租猖獗,腐败盛行,严重侵袭社会文明;在“利出一孔”的国家政治形态下,就连本应当承担起道义良知责任的知识分子也出现了严重的精神阳痿症状,自觉自愿成为了统治集团的帮凶和马弁,变得异常刁钻、残忍、猥琐和卑劣……如此等等,中国社会除了一步步走向全面溃败,就像孙立平先生一再提醒人们注意、我们每时每刻都感受得到的那样,还能有更好的结果吗?

  国家问题是“权力”这个词汇基本含义的无数梯级中最高的一个梯级,在其之下,还有很多梯级,它构成了一个极为复杂的结构,从而构成了这个世界的存在和运行的支撑。没有这个支撑,人类社会将不复存在,所有的社会运行规律将消解。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仅仅是这个以权力结构而成的世界中的一个符号,不同点仅仅在于:你是哪种权力的支配者,哪种权力的被支配者。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绝对意义上的支配者,就连掌握人民的生杀予夺大权的独裁者也不是;也没有一个人是绝对意义上的被支配者,就连栖息在桥洞下面的乞丐也不是。世界就是在这种相互交叉的力的作用下维持它的平衡的。我们的命运只是微观世界中的小小的移动,它与整个世界的运转几乎不发生关联。你的出生来与离世绝不会像古书描写的那样“辛丑,太白入北斗”、“无云而雷,有流星从日下东南行,四面熠熠如雨”;你悄然而来,悄然而去,仅仅是完成了一个生物体从诞生到死亡的简单过程——按照科学家的说法,你从生到死不过是一种化学反应过程,这种化学反应过程和一根放在餐桌上的香蕉没有什么不同。所以,我们又可以下结论说,权力是一种宇宙意志,它庞大而复杂,包罗万象,把所有的一切存在方式都纳入其中。

  “权力死海”概括的是一种社会状态,相近于学者们归纳出来的“后极权主义”或者“新极权主义”。既然相近于已有的概念,为什么还要制造出这么一个陌生的词汇呢?这是因为,“后极权主义”和“新极权主义”尽管准确地概括出了我们眼前这个世界的基本特征,却也有尚未进入其视野的东西,这就是我所强调的“死”字。

   我们承受的是传统的历史文化之果,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之果,是与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形态有关的现实之果……一句话,我们怨不得别人,一切光明与黑暗都与我们自身有关。

  在所有关于权力的定义中,我认为罗伯特•达尔的观点最接近我们的体验——权力是指某人(国家领袖,政党主席,企业主,单位领导,同事、夫妻、朋友中的一方)或某个团体(国家、政党、企业、单位)对其他人或者团体的控制和影响,是迫使一个团体或一个人去做某件事情、接受某种事实的那种力量。更为简洁的表达是:“A对B的力量达到A迫使B做某件事的程度,不管B同意还是不同意都要去做,这就叫权力。”

  20世纪有两大毒瘤,一个是法西斯主义,一个是共产主义,这两大毒瘤都给人类造成了空前劫难,分别导致数千万人死亡。好在历史具有一种向善的本性,在世界范围内,人类良知和理性最终战胜了邪恶,分别在上个世纪40年代中期和80年代初期祛除了这两大毒瘤,解除了病痛。

   4.自由意志与精神价值

  我们的确就处在这样的情境之中。

  就像医学手术一样,割除肿瘤未必意味着疾病的根本消除,在某些部位还会残存个别病灶,病灶里还会活跃着有毒的病菌。世界上仅有的几个以一场严重事件向世界宣示决不改变政治制度的国家、以中世纪手法维系家族统治的国家、把统治者意志伪装成宗教教义的国家、“战斗着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军事手段掌控政府的国家,都是这样的病灶。

   一个国家的社会文明(社会文化)状态一定与那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属性紧密相连,甚至可以说,是一定的政治文化属性决定了那个社会的道德风貌。礼仪和道德风尚需要以自由意志、自由精神为条件的政治温润,在人民政治自由缺失的地方,社会必无善恶,无是非,无美丑。这就是说,精神内容始终是物质内容的前提和条件——当我们被大大小小的权力者敲诈的时候,当我们吞咽下令人眼花缭乱的有毒食品的时候,当我们被环境污染到窒息的时候,当我们面对无所不在的假货的时候,我们缺失的其实并不是国家监管,而是我们对自由意志伸张的精神权利,是这种关乎国家政治运行的精神权利的缺失,才导致我们陷入到了恶劣物质处境的无底深渊。

  

  上述病灶该归于法西斯主义还是共产主义呢?根据大多数学者的意见,应当归于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野蛮而血腥的实践过程中,为自己挣得了另外一个名称,这就是政治哲学研究中的极权主义。自从汉娜·阿伦特上个世纪50年代初发表《极权主义的起源》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学者们就开始孜孜不倦地展开了对极权主义的研究,对极权主义历史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概括和总结,打开了正在演进的社会现实的钥匙。在这些著述中,徐贲先生的《中国的“新极权主义”及其末世景象》一文,由于近距离描述了我们所经历的现实,具有一种更为直接的启迪意义。

如果我们拥有伸张自由意志的政治权利,各级政府官员还敢明目张胆地将公权私化,千方百计地用权力寻租,肆无忌惮地敲诈人民吗?!如果我们拥有伸张自由意志的政治权利,可以通过选举褫夺(亦可表述为“推翻”)失责失道的政府权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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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贲先生认为,“‘新极权主义’之‘新’是相对于‘后极权主义’而言的,这样的‘新’本身丝毫不意味着其前途的光明;相反,‘新极权主义’的应急之道产生了各方面的末世性特征,这样的特征注定它没有出路。‘新极权主义’体制是一种似乎在经济上非常成功的制度,但这种表面上的经济成就并不意味着它已经找到了延续自身寿命的法宝;相反,在经济成就的表相下隐藏着的政治、社会和道德危机凸现出‘新极权主义’制度深层意义上的无出路,即在政治伦理、社会理念和群体共同价值观解体的过程中,统治集团和民众都不可能依靠现行制度重新建立一个有共同价值观支撑的、能得到广泛社会认同的、有希望的替代性体制。‘新极权主义’体制的无出路是一种制度性的无出路,但不是某个政党的无出路。一个政党可以阻挡制度的变革,但也可以帮助制度的改造。只有当一个政党绑架整个制度的时候,它才必须为制度的无出路负责。‘新极权主义’的无出路指的不是某个政党的权力危机,而是国家和民族不能与极权体制彻底决裂、无法重建光明未来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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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说的“新极权主义”“无出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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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权力存在于国家与国家、国家与人民之间,存在所有的群体于群体之间,存在于人与人之间,更存在于人的精神宇宙(内心)之中,那么这个有形形色色的权力构建的世界就将在各个梯级上产生一个新的问题,这就是:国家层面的权力正义还是不正义?群体层面的权力道德还是不道德?人的层面的权力高贵还是卑劣?人内心的权力是否符合良知?

  我理解徐贲先生所谓“新极权主义的末世”指的是一种政治体系或者说“社会系统”的死亡,这里面当然也包括政党的死亡和国家的死亡。政党和国家是社会系统的一部分,它们的死亡是整个社会系统死亡的一部分,在它们之外还有另外的死亡,换一句话说,在一个崩溃的社会系统中,既有先于政党和国家死亡的部分,也有后于政党和国家死亡的部分,例如文化的死亡、道德的死亡、良知的死亡、人性的死亡……对于一个社会机体来说,这些死亡远比政党的死亡和国家的死亡更加令人触目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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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样一篇短文中,无法解答(哪怕是极为简约)全部问题,我们仍然从政治哲学层面对国家权力进行一番考察,这种考察将有利于我们观照其它梯级权力的状态和本质。

  一个社会系统的死亡要经由一个缓慢的过程,就像癌症病人,只有癌瘤逐渐耗尽躯体生命力,心脏停止跳动,才会死亡。值得注意的是,在躯体的心脏停止跳动(最终死亡)之前,甚至在其诞生之日,它的某些部位就已经开始溃烂和死亡了,经由这些部位癌细胞的进一步扩散,从而产生了更大面积的溃烂和死亡,今天,终于有人无奈地宣称,“中国社会正在走向全面溃败。”(孙立平语)

本文责编:张容川 发信站:沉思网(),栏目: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时评 本文链接:/data/81671.html 文章来源:沉思网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我们都很熟悉英国思想史学家阿克顿勋爵(1832-1902)的那句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就好比说:“张三导致邪恶,没有人看管的张三导致绝对的邪恶。”人们自然就要问:张三究竟是什么人?张三为什么会导致邪恶?为什么没有人看管了的张三就会导致绝对的邪恶?

  只要稍微审视我们每一天所过的生活,稍微审视眼前这个令人匪夷所思的世界,就会发现这句话绝不是危言耸听,中国社会作为一个系统的确在争分夺秒地加速走向死亡。

  好,我们现在说一说张三其人。

  中国社会的死亡不是消极的死亡,例如某个历史时期政府权力对社会失去控制,进入无政府状态,出现所谓兵燹之灾,或者遭受外族入侵,山河破碎之类,不是这样的。中国社会的死亡是在权力被大大小小特殊政治集团牢牢控制、国家意识形态强制性剥夺民众政治话语权、民间社会被完全彻底取消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是说,高度统一的集权控制导致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窒息、经济窒息和文化窒息,整个社会才逐步死亡……一句话,这是权力主导型的死亡。

  张三究竟有没有善恶?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呢?我的回答是:任何人都有善恶,具体到张三来说,他基本上是一个坏人。也就是说,权力的本质是恶的。阿克顿勋爵似乎也是这样认为的,他说:“权力,不管它是宗教还是世俗的,都是一种堕落的、无耻的和腐败的力量。”也就是说,张三这个人的本性就是一个恶人,你爱他,恨他,批评他,约束他,崇拜他,谩骂他,颂扬他,尽管会导致他的行为发生某种程度的改变,但是你无法改变他作为恶人的本质。这也就是波普尔尖锐批评柏拉图的“理想国”、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原因,因为这几位伟大的思想家不约而同对这个世界上最为邪恶的东西(权力)高唱起了赞美词,有意无意将人置放在了权力(国家意志)的重压之下,就像一些人围拢在张三周围,闹哄哄地说:“你真棒哎!你把那么多人都打倒了,你真棒哎!”势必要引起笃信正义原则的波普尔、哈耶克、罗尔斯之类的人的愤慨。

  

  如果我们确认了这样一个基本前提,那么,随后的问题是:究竟怎样与恶人张三相处?历史在这里出现了两个分支:一个是自由主义,一个是专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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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主义认为,人性的首要法则是要维护自身的生存,人性的首要关怀是对自身的关怀,人为自己的利益奋斗并不是恶行。正是人的贪婪本性决定了人一旦掌握了公共权力必然会想方设法为自己谋取私利。所以,自由主义主张利用一切手段限制权力,让人民通过必要的程序和手段控制住张三,使之不能或者不可能做坏事。自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文明基本上是按照这个路径走过来的,由此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法律制度,逐步衍生出以“自由、民主”为核心价值观的国家形式。恶人张三被控制的很好。

  

  专制主义认为,历史发展具有一种崇高的目的,人必须遵从于这个目的(张三只是脾气不好,他的心眼儿是好的,是想为大家办好事的),所以,一定要赋予国家无限的权力,将个人置于国家意志之下。个人自由让位于国家、政党和团体的自由。如果把国家比喻为一个家庭,则把管理的责任全部交给张三。但是张三确实是一个坏人,这样,专制主义就需要谎言来掩饰张三,赋予这个人以神圣的光环,称之为“天子”,国家机器就必须成为体现天子意志的工具,成为制造谎言掩盖现实的工具。中国漫长的皇权专制主义的历史,就是沿着这条路径走过来的,并由此产生了独特的政治法律制度,衍生出了以国家、政党和团体的利益为最高利益为核心价值观的国家形式。恶人张三基本上不受控制。

  在一个健康的社会机体中,政治是一个自然的社会过程,它体现为各方力量在法律框架内博弈,以相互妥协达到利益平衡,推动社会进步。在中国,这个过程被打断了。当一种政治力量通过暴力手段夺取政权的时候,它事实上也就将自己置于非法的境地,而非法的政治力量是不可能对法律施与的社会秩序给以任何尊重的,于是,占据最高统治位置的那个人就可以侃侃而谈他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做天下人都不敢做的事。问题在于,统治者作为个体“无法无天”,顶多在这块土地上再出一个打家劫舍的强盗或者欺软怕硬的牛二,对社会的祸害有限,不幸的是,“人民的大救星”作为国家力量总代表执掌了中国的最高权力,具有了呼风唤雨的超级能力,这样,民众面对的就不仅仅是一个牛二了——牛二可以在东京的大街上撒泼耍刁,他有能力让全国人民在一个早晨突然疯掉搞什么大跃进大炼钢铁吗?牛二有能力让全国人民以革命的名义相互残杀(文化大革命)吗?牛二有能力让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吗?可见,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是权力使本来与普通民众别无二致、并未超越饮食男女的肉眼凡胎有了某种“神性”。

  两种选择,两种结果。这里所说的两种结果,既是张三的结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权力神性是古往今来所有统治者都梦寐以求的东西。怎么“求”呢?愚民。中国的圣人孔子谆谆教导历代君王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语道破了天机。实际上,为了维护统治,想方设法把老百姓弄傻的事情,不仅中国统治者精通,外国统治者也是一样(可见人性是相通的),最开始他们把自己标榜为“天的儿子”(天子),后来说什么“君权神授”,再后来说是“人民的大救星”,都是试图给非法的东西赋予合法性,让民众像绵羊那样温顺地接受驭使,让权力者永远做民众的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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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说后来历史向前发展了,人们不再相信“天子”了,也不再认为皇帝的权力来自神的授予了,社会底层的人民终于醒悟“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了,被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教授谓之“国家的神话”的种种说辞逐渐熄灭了光环,人类终于在所有社会制度中选择了最不坏的制度,这就是自由民主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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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民主制度第一次把人民推到了历史舞台中央,成为政府权力的唯一来源。在这种洛克式的自由民主理念中,人民委托一部分人组成政府,或者说政府存在的唯一目的,是用来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如果政府不再行使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职责,而是滥用权力,追求自己的目的,依据美国政治哲学家艾因·兰德的观点,这些人所组成的也就不再是什么政府,而是威胁人民生命、抢掠人民财产的黑帮集团,人民当然有权利废除(推翻)它,重新组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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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人惊讶的是,自由民主制度不但保证了人民意志在国家生活中的绝对支配作用,它同时还保证了人民可以合理合法通过周期性的直接选举来“废除”(推翻)他们不满意的政府。世界上真有这等好事?真有等好事。“走西方那条邪路”的国家也许各自面临着自己的社会问题,有的比我们还要挠头,但至少在这一点上,那里的人民是值得艳羡的。一张小小的选票决定了他们享有承认还是不承认权力合法性的神圣权利,一张小小的选票决定了他们可以进入国家的政治进程,一张小小的选票决定了权力者必须谨言慎行,因为媒体在民间,他没有国家宣传机器可以用来欺骗人民遮掩腐败为自己歌功颂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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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权力者都想永久保有权力,任何权力者都会为了保持住权力而殊死战斗,任何权力者失去权力的都会感受到极度的精神苦痛。不同点在于,在民主社会,权力者的欲望在人民的选择面前只能终止,因为他无法超越人民凭空制造权力;在专制社会,权力者的欲望却可以无边无际,因为人民无法对其形成阻挡,他只要顺从更高一级权力就可以存在和进一步扩张,这就是说,在这样的社会中,政治斗争不再是人民行使意志的工具(表现为各方政治力量进行合法博弈),而是堕落成了权力者钩心斗角、打情骂俏的游戏,人民的意愿被从社会过程中完全排除了。

  当一个社会的最高统治者来源于特殊统治人物的“挑选”而不是人民“同意”的时候,当一个社会大大小小的权力者都来源于上一级权力者的物色而不是人民选举的时候,“人民”两个字除了作为宣传符号之外还有什么意义呢?换一句话说,在“人民”丧失意义的社会,人民还有什么“权利”可言?人民还有什么“自由”可言?还有什么“尊严”可言?

  在人民既没有权利又没有自由和尊严的地方,权力者当然可以把国家公器变为私器,当然可以像黑帮土匪那样横行乡里鱼肉百姓。政府对民众持续的大面积政治强奸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特殊利益集团无止境吸取民脂民膏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无所不在的腐败案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每一个角落的;国家统计数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与民众的感受风马牛不相及的;“你们是个屁”、“你究竟为党说话还是为群众说话”之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为官员最著名语录的;无权无势者的女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官员们猥亵和强奸的;地震、火灾、水灾、溃坝、矿难之类造成国民之殇的灾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演变为权力者庆功晚会的;完全不具备政治素质的歌星、演员、体育明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全国最高权力机构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排斥打击甚至因为在网络上发布推动社会进步的言论而被逮捕入狱的;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所谓“改制”堂而皇之进入权力者腰包的;千千万万被尊为国家主人的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为光荣“下岗工人”的;祖居几百年的老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推土机夷为平地的;农民的土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为权力和资本囊中之物的;父老乡亲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以各种形式死于“强拆”的;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迫以世界上最为低廉的价格出卖劳动力支撑这个国家“经济奇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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