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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主义思想的法学来源,保守的自由主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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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主义思想的法学来源,保守的自由主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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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柏克是一言难尽的,如果非要概括的话,那么贯穿柏克政治人生的两个重要思想要点,那就是“帝国”与“革命”。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柏克可谓帝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一生主要时间供职于帝国权力的核心——议会平民院,但他又身处一个特定的革命时代,这个时代就是18世纪中后期,欧洲启蒙运动正在经由资产阶级革命实践而主要在西方文明世界范围内重新规划和奠基“一种新的政治科学”(托克维尔)及其宪制体系,人类历史上两场最为重大的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正在酝酿爆发。

   在不久前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第507次双周论坛上,山东大学冯克利教授发表了以“保守主义思想的法学来源”为主题的演讲。百余年来,中国长期被裹挟在救亡与革命的运动中,与此同时启蒙主义和理性主义长时间占据话语的中心位置。比较纯粹的保守主义始终因为一个个革命浪潮和科学主义风气被边缘化。或许是自由不够充分的原因,保守也显得更没有土壤。不过有意思的是,没有对自由主义、激进主义的有力反驳,却有与之针锋相对的各种保守力量。尤其在当下中国,激进与保守或许比左和右更能准确描绘不同思想阵营的分歧。于是,征得主办方和作者授权,凤凰大学问全文刊发冯克利教授的演讲全文,或许有助于大家能从更多角度理解当前的中国。

   2017年2月10日,高全喜教授在北京西山寓所邀请青年学者田飞龙博士就理查德·博克的柏克研究专著展开思想性对话。高全喜对英美保守自由主义及苏格兰启蒙思想深有推重和钻研,柏克是其关注的一个重点个案,同时亦因近期对美国归化法及特朗普主义的切近思考而有寻求对话之旨趣。田飞龙钻研政治宪法学思想史脉络并译有柏克思想传记,与高全喜有过多场思想对话经历。二人通过对柏克思想与政治世界的钩沉、研判与反思,对当下中国思想界之状况及时代精神构成有深度分析。本刊刊载对话全文,以飨读者。

   这两场革命都与欧洲启蒙运动直接相关,与人权及自决权的理论发现直接相关。美国革命的直接意义在于成功挑战了大英帝国的宪法秩序,开启了“非殖民化”的自决先例,在大英帝国的庞大身躯与版图上钻出了一个巨大的豁口。当然,美国革命的意义并不限于“非殖民化”,更在于通过独立宣言和1787年制宪而提出了“一种新的政治科学”,美国宪法的典范性或者一种超越英帝国的民主宪法模型在北美大地成长成熟。法国革命在思想与历史先例上对美国革命有所借鉴,但主要根植于欧陆自身的启蒙激进主义思潮与建构主义的哲学传统,其原创性、彻底性、颠覆性和破坏性远远超过美国革命。

    

  

  

   冯克利:

  

柏克对待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的不同态度

   很荣幸有这个机会来天则所做一个讲座,交流一下我研究埃德蒙?柏克的个人体会。这篇稿子成稿时间非常早,是2012年,当时写了一个初稿,因为要应付北大国发院的一个讲座。当时草稿写成,讲座以后就放下了。后来到了去年年底,我觉得这个题目还是挺有意思的,便又用了两三个月时间把它加工了一下。之所以我对这个题目恋恋不舍,有这么几点考虑:

一、归化法与宪制保守性

   可以说,这两场革命挑战了两种帝国秩序:美国革命挑战了光荣革命后的英帝国秩序,这是一个自由帝国,但在殖民地维持着某种支配性的威权统治;法国革命则挑战了法兰西的封建专制帝国,这个帝国无论是在内部秩序还是外部殖民秩序上均有专制成分。作为帝国政治哲学家的柏克深陷于两场革命的洪流和搅扰之中,对美国革命之自由精神予以高度肯定,但对法国革命的激进性则予以彻底否定。柏克的《法国革命论》可以说是那个火红的“革命时代”中孤独的智者之声,若干年后回望,我们不得不佩服柏克的政治洞察力与思想定力。如果没有柏克声嘶力竭的思想与政治平衡,英国议会改革走偏甚至模仿法国革命的激进运动未必不可能,辉格党内部就出现过对法国革命的误判与礼赞,这种党内分歧甚至造成了柏克与党友的政治决裂。  

   保守主义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一个比较负面的、被人看低的东西

  

   实际上柏克研究者常面对柏克之思想不一致性的难题,主要的依据就是柏克对这两场革命的立场。同样是启蒙运动背景下的自由革命,柏克褒扬美国革命而贬抑法国革命,表面看来似乎很不一致。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有过非常尖刻的批判,认为柏克是资产阶级小人,其在两场革命中的立场陡转完全屈居于一种政治贿赂逻辑,在美国革命中被北美殖民者收买,而在法国革命中则被英国君主收买。与柏克同时代的潘恩原来对柏克颇有好感,但也因其对法国革命过分负面的立场而决裂,愤然写下《人的权利》加以系统反驳。吊诡的是,为法国革命竭力辩护的潘恩最终却差点死在雅各宾派专政的断头台上,华盛顿总统没有施救,法国革命当局也没有宽宥,只是因为死刑执行的细节失误而幸免。对法国革命的激进和暴虐本质,柏克的政治直觉超过了潘恩的自由常识。潘恩的《人的权利》其中融贯着一种欧陆气质的激进人权观与民主革命激情。某种意义上,无论人们持何种立场及是否喜欢,柏克与潘恩都构成了无可取代的思想丰碑,成为现代政治世界之左右政治话语的经典来源,而现代政治秩序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对柏克与潘恩进行平衡与再平衡的结果。

   第一、现在我们中国,至少反映到我们学科上,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变化。过去保守主义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一个比较负面的,在整个思想文化传播中是一个比较被人看低的东西,甚至是被人厌恶的一种思想。因为咱们中国从五四以后,革命的意识形态,比较激进主义的思想占主流,像保守主义、传统主义这些东西始终处在一个很边缘的位置上。尤其是1949年以后,这种现象更为严重。像柏克这种人,像我过去翻译斯蒂芬和法国的迈斯特,在咱们传统意识形态的光谱里面,都是属于极右的、落后的、反动的、阻碍进步力量的人物。

   田飞龙:高教授,您好,很高兴再次有机会与您进行学术对话。我记得大概从2011年开始,我们围绕政治宪法学、辛亥革命、“八二宪法”与政协问题相继进行了四场学术对话①,这些对话于我而言是思想学习与探讨,于您而言则是思想表达与体系化。您的学术路径很有改革时代学人的典范性,从德国古典哲学转入英美经验哲学再进入法哲学与宪法学领域,近年来更是以一种糅合历史、哲学与法学的方式开辟出“宪制发生学”②的独特路径,作为中国政治宪法学③的新样式。我也很高兴看到您这些年的学术成果有了某种“学术编撰”的结果,即您在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政治宪法与未来宪制》(2016年)和《自由政治与共和政体》(2017年)。今天我们对话的主题与这些学术脉络是高度吻合的,您希望谈一谈柏克的保守宪制理性。

   柏克在两场革命中的一致性是可以证成的:其一,他是帝国政治家与哲学家,帝国主权及其利益自然是无法回避的出发点与思考原则;其二,他是英国式自由的捍卫者,因此无论是英国王权对自由的威胁还是英国议会对北美自由的威胁,甚至东印度公司的暴政,对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压制,都是他反对的对象,他认为英国式自由应当是普遍和公正的。所以,严格而言柏克是一个服膺于英帝国宪法秩序、维护光荣革命传统的“自由帝国主义者”。柏克以自由之名为北美辩护,同样以自由之名反对法国大革命。  

   但是,最近好好像这种现象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说今年年初中组部,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中组部,给我打电话这个人说是一个副部长委托他,我也没有问他是什么官职,他让我写写群众运动的负面作用。前不久人民日报有一个《理论前沿》的杂志,过去我和他们是从来不打交道的,也让我写写关于保守主义思想的文章。所以现在处在很微妙的状态。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就是春天的时候北京市政府(或是北京市委)让我给他们讲讲勒庞。

   高全喜:是的。柏克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与宪法理论上非常独特,也非常重要。一般宪法学者很少谈及柏克,确实柏克也不大好谈,思想相对驳杂多元,缺乏体系上的明晰化,与宪法学者理论审美上的形式要求不大相合,但这不代表柏克不要谈或者不需要深读。我很高兴看到你在香港访学期间翻译出版了一本柏克思想传记《埃德蒙·柏克:现代保守政治教父》以及你对柏克政治宪法思想的初步研究。那本传记的作者是英国保守党资深议员杰西·诺曼(Jesse Norman),他痛心疾首于英国当代政治对柏克传统的某种遗忘或遮蔽,这表明柏克对于当代英国乃至于整个现代政治世界仍有重要意义。我也曾指导过一位博士生张伟专攻柏克的政治宪法思想,后来还在中央编译出版社出书了,即《埃德蒙·柏克与英国宪政转型》(2015年)。我们这一次的对话首先是与另一本新近出版的大部头柏克思想传记《帝国与革命:埃德蒙·柏克的政治生涯》④有关,作者是理查德·博克(Richard Bourke),伦敦玛丽女王大学的政治思想史教授。另一个机缘是与我最近关于美国归化法的研究有关,我发现归化法问题背后是深刻的政治人性论及保守宪制理性问题。

  

   当然,我都拒绝了,因为我不知道给他们如何讲解这类问题。我实在想象不出来我能用一种什么样的语言让他们看着舒服,可能我一写他们就觉得不舒服。但这也反映了一个现象,就是我们权力体制已经从一个革命党转化为一个保守党了。我觉得通过这些例子大体能够说明这么一个心态的变化。就是他们现在需要保守。

   田飞龙:归化法的视角,很有意思。这恰恰与美国宪法政治的当代走向密切相关。我注意到反移民是特朗普竞选纲领的重要内容,而其就职后推行的针对穆斯林的移民禁令正是对美国公民资格与归化法框架的宪制调整,但似乎美国社会对此有分裂意见,背后折射的是平权革命带来的自由多元主义与特朗普代表的保守主义之间的规范性冲突。美国尽管总体上是一个自由开放的“族群熔炉”,但排外法案与事件时有发生。我最近在阅读美国爱默里大学法学教授络德睦(Teemu Ruskola)的《法律东方主义》⑤一书,其中提及19世纪80年代的“排华法案”之宪法理据就在于中国移民生长于东方专制主义的文化与法制之下,缺乏美国公民所必备的权利、法治与美德观念,不适合纳入美国社会。如今,对华人的“东方主义”想象与排斥日益转移到与异教徒及恐怖主义有关的穆斯林移民身上。特朗普试图以保守主义的思维与行动维护美国的民族特性与公民宗教⑥,反对无限开放的多元化立场对美国文化与社会的侵蚀和消解,这里面的价值张力很大,甚至触及政治不正确。

柏克思想的一致性:自由帝国主义者

   就有一个问题,既然你觉得它是一个值得保守的状态,里面这些具体要保守的内容是什么?任何体制都不可能一概不做任何变动,一成不变地保持下去,没有社会是这样的,它总需要一些变化,在变化过程中同时也有一些需要我们保持的东西。那么,这个需要保持的东西是什么?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保守主义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思考的方式,我们观察一个社会,认为它的一些有价值的制度因素、思想文化因素,值得我们保护它,值得我们延续它,你总得提供一个大体的标准。

   高全喜:英国人也反对无节制的移民,尤其是缺乏技能、认同与美德一致性的难民,否则为什么要脱欧呢?我的理解是,英国脱欧与特朗普当选反映了英美社会保守主义的某种回潮,其背后的预设是:什么人适合做美国公民或英国公民?什么人与英美宪制根植的社会观念及美德传统相一致?英美社会的身份政治边界何在?如何通过政治和立法重新寻回英美社会的保守理性传统?与之相对照,借助平等价值的人权革命带来了越来越“无界”的多元主义,在普遍的相互承认与妥协中逐步丧失原则与美德立场,以毫无文化与道德标识的“裸人”作为政治与社会权利的前提,这种思维方式恰恰是柏克曾经明确反对的。当然,我对美国归化法的研究不是要呼应某种极端的种族主义或民族主义,也不是要彻底反对作为当代自由主义主流立场的多元主义,而是要提供一种必要的保守主义反思资源和维度。我觉得柏克是最适合的一种思想资源。不仅我这么想,我感觉到西方学术界也在这么想,需要共同追问:与保守主义有关的社会性、美德及身份政治在当代自由主义政治与法律秩序中还具有何种地位和作用?这样的根本问题不严肃对待的话,将很难解决西方当代社会面临的团结、凝聚与道德维系问题,也很难解决“东方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传统与自由的平衡性问题。应该说,这是一个具有基础性、普遍性的政治人性论与宪法秩序论的问题。

   博克教授在书中正确还原了柏克思想的一致性:其一,柏克肯定征服者权利,但反对这种权利在“帝国化”过程中演变成的“征服精神”,认为这是一种历史倒退;其二,柏克维护一种英国传统下的“自由精神”,这是其政治人生的一根红线与底线,谁触犯就反对谁。在此,我们可以延伸一下关于柏克之帝国利益原则的思考。柏克认为帝国秩序与自由事业并不矛盾,甚至帝国权力本身应当成为扩展自由的基础和保障,他内心之中是希望英国式自由在北美、印度、爱尔兰等殖民地获得宪制保障的。当然,这里有个限度,即殖民地自由的扩展不能损害帝国主权与帝国根本利益。柏克所期待的英帝国是一个“自由帝国”,他本身是“自由帝国主义者”,这是他对帝国政治学与帝国政治行为的理想性设定。但现实并非完全符合理想,甚至与理想相悖,因为实际统治帝国的是各种政治派系,他们有各自私利,未必能够自觉地理解和践行一种自由帝国的政治理想。所以,尽管在帝国主权问题上柏克与其同僚们保持立场上的一致,但是当帝国议会通过北美征税法案以及帝国放任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治理暴政时,柏克就以自己的方式展开了政治斗争:前者体现为《美洲三书》式的议会辩论,后者体现为针对黑斯廷斯的漫长而艰难的弹劾。

    

   田飞龙:博克教授其人与其书就是您所称的西方学术界的反思性现象。博克本人是学者,而诺曼本人是政治家,他们共同认识到了重温柏克保守主义的重大意义。诺曼在书中将您所谓的自由多元主义称为“自由个人主义”(liberal individualism),将之作为西方当代社会之权利泛滥、道德失序与社会崩解的思想根源⑦。当然,这种保守思想倾向或传统本身并不新颖,因为我观察到西方社会内部一直存在对启蒙现代性的某种保守倾向的保留意见,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内部历来有保守派与自由派之分,其某种较为激进的权利案件裁决每每处于风口浪尖,比如1974年的堕胎自由案以及近年的同性婚姻合法化案⑧。柏拉图在《理想国》末段谈及政体衰变论时,对民主政体经由“一切趣味平等”带来的权利泛化与道德原则虚无化的情境描述,似乎得到了当代西方某些政治法律现象的印证。所以,我们讨论柏克,不是在反对自由主义,而是重申自由主义的保守之维,亦即自由的德性基础。

   除了自由政治原则的融贯性之外,柏克对两场革命的立场差异应该还与革命本身对英帝国利益与秩序的冲击力度不同有关。美国革命远在天涯,且美国革命领导者只是追求殖民地独立自治,无意于反向输出“革命”,而且美国革命在其纲领与原则上对英国宪法借鉴和运用颇多,博克教授的思想考证印证了这一点。所以,北美尽管独立,但一方面对英帝国秩序基本盘没有大的冲击,多米诺骨牌的革命效应没有在其殖民地即刻发生,另一方面美国革命在原则上属于英国宪法遗产的落实而非颠覆。柏克从美国革命者及其宪法实践中看到的是一个英国的“复制品”而不是相反。当然,美国革命的结构性创新也是有的,《联邦党人文集》确实构成了一种“新的政治科学”,但美国革命的基本原则仍然是英国式的。

   保守主义是一个挺麻烦的主义

   高全喜:自由当然应该禀有德性,但也不是那种特别“厚”的美德,与古典美德政体还是有区别的,但如果德性太“薄”,也会出问题。

   法国革命则不同。法国革命建立在抽象的人权论基础之上,其所理解和追求的自由并非传统秩序中的自由,而是一种崭新的抽象自由。因此,法国革命实践了一种不同于英国革命及美国革命的新原则,标志着革命内涵的新开端与创新意义。阿伦特在《论革命》中具体考察过法国革命的创新意义。柏克维护帝国,法国人追求解放,都是以自由为名。看来,自由的魔力或者历史恩怨正在于其多义性。

   还有一个考虑,就是这个保守主义是一个挺麻烦的主义,它没有系统的理论,它是一个很庞杂的体系。就以我们今天要讲的埃德蒙?柏克这个人来说,除了他早期两篇还算是正经的学术著作,一个是《论美和崇高的哲学思考》,还有一本就是《为自然社会辩护》,那是他早年的东西,20多岁,不到30岁写的东西。后来他当了贵族的幕僚以后,基本上就不写这个东西了。今天我们看到他大部分东西,都是议会的发言,关于一些时政问题的小册子,还有一些私人信件。这些东西都不成系统,都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那种严肃的学术著作,所以解释柏克就面临着很麻烦的问题。我们看从19世纪中期莫利这些人开始比较系统的梳理埃德蒙?柏克的思想以来,有大量的对柏克思想的解释。比较有代表性的基克,美国的保守主义者,还有更系统完整的解释柏克的斯坦利斯,还有卡纳万,还有我们更熟悉的列奥?斯特劳斯,他们都解释过柏克。但是每个人的解释都和其他人解释有很大差别。这一方面反映了解释者站在自己的学术传统脉络里去对柏克的特殊视角的一种选择性解读。另外,也他们所处的时代有关系,再一个就是和柏克本人的思想特点有关系。

   对美国归化法的研究还与我个人的旅行观察经验有关。我接触过或听人谈论过中国去美国的移民以及其他国家的移民,有个印象是,这些人中不少人在原来的国家或者涉及犯罪,或者涉及腐败,或者个人品行较差,或者宗教观念极端,他们更多的是在消费美国文化,而不是学习和认同美国文化。不管他们持有的是绿卡,还是公民资格,他们仍然是美国文化与共和国的“他者”,是道德意义上的“外邦人”,甚至是潜在的“敌人”。美国的自由民主与福利安排或许可以包容他们,这是美国文化与价值观决定的,但我们似乎也可以反过来想一想:本土的美国人是否真的欢迎他们?这些人在美国越来越多,对美国文化与社会的品质到底是一种增进还是倒退?美国虽大,但资源空间也是有限的,而其政治与道德实际上也不可能是无边界的。所以,我看到你的译作、张伟的博士论文以及博克教授关于柏克思想的巨著,非常欣慰,也激发了我深谈柏克的兴趣。

  

   今天我就想简单的介绍一下我理解的柏克,我不能说柏克就是英国法律传统中人,但是他是受英国法学传统非常大的影响。因为埃德蒙?柏克从来没有专门写过法学著作,提到他的著作的特点是,他想借别人思想来表达自己观点的时候,他也从来不做严格的引述,你只能猜测蛛丝马迹,或者通过对思想史上其他人的了解去对比他们的思想。所以,这就对我们理解埃德蒙?柏克到底受了英国法学多大的影响,带来了很大麻烦。所以,我这篇东西最后写的很长,已经三万多字了还意犹未尽,但不能再写了,再写可能任何杂志都不想用了。

   田飞龙:好的,我大体理解您的问题意识与讨论旨趣了,那我们现在就从博克教授的这本巨著谈起吧。

柏克:自由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

   因为时间关系,我做了一些简化,今天下午的时间可能还是不够。我就选出我觉得其中最重要的部分给各位介绍一下我研究的心得。

  

  

   我们知道埃德蒙?柏克是爱尔兰人,他在爱尔兰都柏林三一学院毕业以后,他父亲把他送到伦敦的律师会所(Inns of Court)读法律。我们现在看到这张地图就是他在伦敦上学的地图,这个Inns of Court,可能学法律的人都知道,它是伦敦很有名的四个律师学院,我更愿意把它翻成律师会所,因为它已经有600年历史,在英国它曾经被人称为第三所名校。也就是说它在英国教育史上的地位仅次于牛津和剑桥,专门有一本书就叫“英国第三所大学”,就是专门介绍这几所律师所的。埃德蒙?柏克就在其中的中殿律师会所读的法律,但是他在这里没有读完,只念了两年书,没有拿到律师执照就走了。他觉得在这个地方很无聊、很无趣,说自己是一个很失意的人。研究埃德蒙?柏克传记的人,对他这两年学习时光也找不到多少成文的记录。只有一些二手的零零碎碎的东西,所以对他这两年学习生活的内容是什么,文献非常少。但是从后来柏克的一些文字里可以看到,他这两年并不是没有学习,而且他不但学习,还学得非常认真。我这样说是有证据的。

二、帝国与革命的双重变奏

   其实这里涉及到一个对柏克的经典定位问题:柏克到底是自由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柏克生前就与英国政治中的辉格党、托利党牵扯不清,但大体上是一个辉格党人。柏克死后,两党都对柏克进行思想遗产的不同诠释与争抢。柏克是这样的历史站位:在英国政治内部,相对于维护王权的托利党,柏克偏于自由的辉格党立场;在欧洲政治对抗中,相对于法国式的激进自由主义,柏克偏于保守的英国宪法立场,此时无所谓托利党还是辉格党,而是一种克服了内部政治分歧的光荣革命式的英国立场。所以,柏克既是保守主义者,也是自由主义者,我称之为“保守自由主义者”。 具体而言,柏克的保守主义是英国自由传统下的保守主义,柏克是要保守英国式的自由,而不是任何其他的内容。因此,柏克保守主义不同于欧陆式的迈斯特主义,也不同于儒家式的文化保守主义。

   所以,我想通过这篇东西,把埃德蒙?柏克的保守主义思想和他早年所受的法学教育,所获得的英国普通法的知识更紧密的联系起来,埃德蒙?柏克这种保守主义有别于其他保守主义,因为保守主义这个概念是很含糊的,很难定义的一个概念。甚至我觉得埃德蒙?柏克并不像一些人说的那样,是现代保守主义的创始人。我们看到很多政治学教科书里面提到埃德蒙?柏克的时候,就把他当作现代保守主义的奠基者,但是你看他很多保守主义言论和法学的密切关系,不能认为他是创始人或始作俑者。

  

   何为英国式的自由,这个概念非常重要,构成了柏克保守主义的实体价值内涵。不过我们似乎要适当区分保守主义的两个层面:其一,作为方法论的保守主义,主要是一种思维方式与治理哲学,处理的是传统与变革的关系问题,柏克在这方面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教诲,支持一种改良主义的变法模式,反对激进革命,这一层面的保守主义似乎可以适用于一切人类社会,其二,作为价值论的保守主义,这就打上了浓重的英国式自由的价值观标记,对英国这样的“自发秩序”而言是自然而言,理所当然,但对于其他社会,不仅是东方社会,也包括欧陆社会,则是需要经过较为激烈的革命才能造就英国式自由的具体内涵的。也就是说为了获得英国式自由的实体内涵,在手段上很难采取与英国式保守主义完全相同的方式和路径。法国革命乃至于中国近代革命常被作为激进主义的典型加以分析乃至于批判,可似乎又有某种历史必然性,因为法国与中国都不具备英国式的自由传统以及英国保守主义的自发秩序。

   我觉得任何思想家的历史地位都会因后人的新的经验和新的认识不断的受到重新评估,如果要给柏克思想重新做一个定位的话,我觉得对他一个更恰当的评价,就是他在观察和评论当时正在发生的政治事件,特别是法国大革命这个旷世之变,在评论这些事情,观察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充分运用了自己早年教育中打下的坚实基础的普通法知识,尤其是其中的历史观。他这种努力使保守主义在此后政治话语中变成了一个具有高度自觉性的意识形态,我觉得从思想史的角度讲,这已经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贡献。就是你不必非把他说成是一个重要的学科或者是一种学派的创始人。

   田飞龙:说起博克教授此书,跟我译的诺曼的书还真有些渊源。诺曼议员在书的“致谢部分”明确感谢了博克教授研究文章的启发,尤其提到了博克教授关于柏克1757年《论政党》一文的研究。当然,我觉得博克教授对诺曼议员的启发不限于此。著名政治思想家波考克(J. G. A. Pocock)教授对博克此书的评价甚高,认为“我们对柏克作为政治家和哲学家的思想理解从此得到了无与伦比的加深与拓宽”(该书封底首则推荐语)。我想问您,这本思想传记与以往的柏克传记有何不同?

   作为方法论的保守主义具有人类历史经验上的普遍性,但作为价值论的保守主义要在英国与欧陆及东方社会之间通约,则有很大的难度。自由不仅是一套理念,也需要具体的实践技艺,柏克见证了英国、美国和法国三种主要的实践模式,服膺英美方案而贬斥法国方案。当然,柏克思想在此是颇具张力的:他的《法国革命论》应对的与其说是法国社会的激进革命本身,不如说是法国革命“范式输出”对英国式自由的直接而具体的威胁。

   我这样说的根据在什么地方?我们从他早年的一篇东西讲起。埃德蒙?柏克写了《论崇高与美的哲学思考》以后,市场销量不错,出版商就邀请他再写一本书,他就写了《英格兰简史》,但是这本书没有写完。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残稿。就在《英格兰简史》这本书的最后有一篇文章,和前面的历史叙述没关系,叫“英格兰法律史片论”,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文字就是“英格兰法律史片论”这篇东西的其中一节。从这段文字里我们可以看出他对英国法的喜爱:

   高全喜:接触这本传记要特别感谢蔡孟翰教授,是他的推荐与沟通使得我们第一时间看到了这部巨著。就我的印象,包括你的柏克传记译作在内,博克此书是柏克思想传记中最厚的一部,长达1000页。我一开始比较纳闷,柏克虽然重要,但并非体系化的思想家,怎么能写成这么厚的思想传记?读完之后才大体明白了,此书完全配得上给人第一印象中的厚重感。

  

   今日已成汹涌洪流,浇灌和滋养着整个民族的法学,当初如同涓涓清泉,起于幽暗微末之间。你可以看到,正义的原则最初如何涌出,混杂着迷信,被暴力所玷污,它流经漫长的岁月,在有利的环境下使自身变得清澈:法律有时受战火骚乱的蹂躏而消失,有时被强梁压倒,但它还是取得了对暴政的凯旋,变得更加强大而澄明,施害于它的暴力,反而让它变得更加果决;可能致它彻底灭亡的外族征服者,使它变得更加丰富;它因和平与信仰而日趋柔和成熟,商业和社交使它得到改进与提升。--最有教益的研究,可有过于这门启人心智、诚实无欺的大学问者?

   大体而言,我认为此书对柏克之思想研究具有两个主要特点:其一,这首先是一部传记,作者对柏克的人生史研究很深很全面,大体按照柏克的人生主要阶段划分,将柏克思想与大英帝国的时代事件紧密结合,史论互济,不同于单纯的柏克传记或柏克的某个哲学主题研究,给我们的印象是实现了柏克之事业实践与思想发展的深度关联,以及政治家与哲学家身份的深度关联,呈现了多重张力与复杂面向上的柏克;其二,该书又有超出一般传记的思想研究特征,因为作者同时还是政治思想史学者,不过因为所处理的对象是柏克这样缺乏体系化以及侧重“行动哲学家”定位的人物,其思想片段与政治事件之间分分合合,常有巨大跳跃,因而不能完全根据其思想文本来处理其思想,而需要在政治实践与思想文本之间来回穿梭,反复比对,这无疑增加了柏克思想研究的难度,但博克教授驾驭得很不错。

柏克:法国革命的“原罪”在于对欧洲文明根基的摧毁

   柏克不光是一个政治家,一个思想家,他也是一个文体大家。从这段文字里可以看出来他这种文笔上是非常讲究的,我尽可能译的漂亮一点,但译文可能还不是太理想。这段文字让我们看到甚至有一点滥情,用今天的话讲就是比较煽情。但是,这不是柏克为了迎合读者的一时冲动,也不是故意炫耀,他这个文字背后面表现对法学的爱好和推崇,可以说伴随了他的一生。他虽然在学校里只待了两年,但是离开中殿以后,他在从政期间仍然不时写一些有关法学著作的评论。我们在网上可以看到当时一本《年鉴》,一开始是他主编,后来他从政以后时间不够,转给别人,那个东西一直出了三四十年,他经常在年鉴上发表一些关于法学著作的评论。

   所以,我既将这部巨著作为柏克的又一本传记来看,也当做柏克政治思想的研究著作来看。

   在博克教授的书中,柏克将法国革命的“原罪”归结为对欧洲文明根基的摧毁,具体而言是在财产权、宗教权与惯例权三个层面加以激进改变。在财产权层面,英国普通法和代议制的核心宪制使命就是保护私有财产,并认为这是社会团结与凝聚的基础,是文明积累与演进的根据,但法国大革命肆意剥夺有产阶级的私有财产,以革命的阶级批判名义否定财产权的合法性,宣扬抽象人权与平等观念,这主要损害了法国贵族的利益及美德。在宗教权层面,英国保护宗教自由,而法国大革命却以激进的人权教义否定传统宗教的合理性,攻击和镇压僧侣阶层,剥夺宗教财产,过度张扬世俗主义自由,人为割裂宗教与社会的天然有机联系。在惯例权层面,英国对传统社会秩序予以尊重和保护,对组成社会的主要利益集团及其惯例性特权予以法律化,但法国大革命以抽象人权和社会契约理论为基础,将同意原则转化为即刻的人民直接行动,将建制化、分层化的“社会”予以虚化,在“个人”与“国家”之间建立“无社会的共同体”,并在道德上对惯例性权利一概作为封建特权予以批评和否定。柏克认为通过上述三个层面的摧毁行为,法国大革命造成了一个废墟式的法国社会,而其政治承诺就是依靠当代人的理性建构可以塑造一个崭新的理想社会,这种革命的激进主义变成了过度浪漫化的社会革命实验,造成了法国社会长时段的动荡失序与巨大的人权人道灾难。

   另外,在1774年有关美洲税收的一篇著名演讲中,他又像当年写“英格兰法律史片论”一样,盛赞“法律堪称人类学问之至尊,它至为高贵,强化与提升理解力,比其他学问加在一起还要强”。从这些语言地面可以看出来他对法学的推崇。1780年他向一位友人表白说我自年少时就喜欢阅读和思考我们的法律和宪法这个问题。几年之后,他在议会演说中自称“毕生经常研读各种法律典籍,我对法学大师的崇敬这里无人可及。”这都是他的原话。诸如此类的言论表明,埃德蒙?柏克青年时代虽然不想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法律人,但是他非常看重自己在中殿学到的法学知识,他讨厌的可能是法律人的那种职业性偏想,一般法律人都比较古板。做事有板有眼,他可能天生就有爱尔兰人比较浪漫、文学性的气质,他不喜欢这种生活。但是他对英国普通法的基本里面总是坏有神深的敬意。

   田飞龙:您对该书的传记性与思想性的把握很到位。我阅读的体验是,该书在人物传记性上或许不如诺曼议员,但在学术思想性上要超过诺曼议员,当然这与二者各自的职业定位也有关系。议员主要从政治家一侧理解柏克,而学者主要从哲学家一侧理解柏克,但他们都尽量做到了两面兼顾。回到博克此书,我发现他从柏克一生诸多的思想关键词中选择了两个,即“帝国”与“革命”,您觉得这是为何?

法国大革命的激进社会实验思想来自于启蒙的理性乐观主义,认为人类的理性知识进步已经足够掌握“宇宙真理”而能够俯视和改造一切旧有传统和秩序,逐步遗忘了欧洲文明史中日积月累的保守理性传统。这种启蒙理性主义甚至在霍布斯身上早有体现,他认为国家是“人造的人”,好像是可以像大玩具一样先拆卸成零件再重新组装。革命就是一种社会实验,但传统分类上存在“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之别,前者以英美为典型,后者以法国为代表,区别在于是否承认和保全传统社会。社会性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构成了柏克的保守自由主义与卢梭或潘恩式的激进自由主义的本质差别:前者是一种关于自由秩序的社会本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在“片论”中,就是他早年的这篇法学残稿里面,反复出现了一个主题,就是自由制度在英国的发展,其中最具象征意义的,他认为是1215年贵族迫使约翰国王签下了《大宪章》。他说,这个文献剥夺了王室不受限制的权力,为英国的自由奠定了基础。然后他赞扬大宪章的神圣性,认为法学研究与至高统治者(就是上帝)联系在一起。类似这样的东西,也让很多研究柏克的人把他的思想和基督教信仰联系在一起,但是很多保守主义者,包括比他稍晚一点的迈斯特,宗教信仰的程度更大,包括我们今天的美国保守主义大师基尔克,他们都有深厚的宗教情怀,这是很多保守主义者的共性。但是埃德蒙?柏克所谓的种至高无上的力量,人类为这种高贵的力量所付出的平衡的努力,是来自于普通法的一种历史的解释。

   高全喜:这不是偶然的,可以说柏克本身就是帝国政治家和哲学家,一生主要时间供职于帝国权力的核心——议会平民院,但他又身处一个特定的革命时代,这个时代就是18世纪中后期,欧洲启蒙运动正在经由资产阶级革命实践而主要在西方文明世界范围内重新规划和奠基“一种新的政治科学”(托克维尔语)及其宪制体系,人类历史上两场最为重大的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正在酝酿爆发。这两场革命都与欧洲启蒙运动直接相关,与人权及自决权的理论发现直接相关。美国革命的直接意义在于成功挑战了大英帝国的宪法秩序,开启了“非殖民化”的自决先例,在大英帝国的庞大身躯与版图上钻出了一个巨大的豁口。当然,美国革命的意义并不限于“非殖民化”,更在于通过《独立宣言》和1787年制宪而提出了“一种新的政治科学”,美国宪法的典范性或者一种超越英帝国的民主宪法模型在北美大地成长成熟。法国革命在思想与历史先例上对美国革命有所借鉴,但主要根植于欧陆自身的启蒙激进主义思潮与建构主义的哲学传统,其原创性、彻底性、颠覆性和破坏性远远超过美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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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法律人,一般来说他们不把自己叫做保守主义者,柏克之前当然更不可能,因为那时候没有保守主义这个说法。保守主义作为一个很复杂的谱系,肯定不是所有的保守主义者都有法学知识,迈斯特是有法学知识的,其他保守主义者多没有受过法学训练。但保守主义者有一个共同特点,这个东西和英国普通法有很密切的联系,就是保守主义者都相信某种历史主义。这种历史主义的特点是什么呢?它不以普适于人类的抽象原则作为思考政治的出发点,而是从具体的历史中寻找规范政治生活的可靠原则。这是保守主义不同于古典政治学--希腊罗马政治学最突出的一个方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可以说,这两场革命挑战了两种帝国秩序:美国革命挑战了光荣革命后的英帝国秩序,这是一个自由帝国,但在殖民地维持着某种支配性的威权统治;法国革命则挑战了法兰西的封建专制帝国,这个帝国无论是在内部秩序还是外部殖民秩序上均有专制成分。作为帝国政治哲学家的柏克深陷于两场革命的洪流和搅扰之中,对美国革命之自由精神予以高度肯定,但对法国革命的激进性则予以彻底否定。柏克的《法国革命论》可以说是那个火红的“革命时代”中孤独的智者之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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