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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饶事件,谁是中国的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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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饶事件,谁是中国的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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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秋后,高岗找到邓小平,对邓小平说,在中国谁是列宁的问题解决了,但谁是斯大林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你看是谁呀?邓小平看穿了高岗的用意,故意指着挂在墙上的中央书记处几位书记的像(即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说,就在这中间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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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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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光 (进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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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饶漱石、贺龙、刘伯承、邓小平、陈毅、习仲勋、王维舟游览颐和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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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文史天地》2005年第1期

  

   一、概况

高饶事件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发生的第一次党内斗争,在这个过程中,刚到中央工作的邓小平不但义正辞严地拒绝了高岗的拉拢,而且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参加了粉碎高饶反党活动的斗争,有力地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

  1954年发生的“高饶事件”,是中共成为执政党后第一次严重的党内斗争。刚调任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主席不久的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与刚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不久的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忽然间成为了“反党联盟”,并牵连了一批高级干部。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开除了高、饶的党籍,定性为“企图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力的毫无原则的阴谋集团”[1]。在“文革”后的拨乱反正中,建国以来各类重大案件悉数得到平反和纠正,“高饶事件”是仅有的两个维持“原判”的事件之一。邓小平虽然给“高饶事件”摘去了“路线斗争”的标签,所有涉案的健在人员也重新给安排了工作,但仍然坚持当年的处理是“正确的”[2]。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仍然称高、饶是“野心家”,“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3]。

  

新税制风波中主持公道

  事实上,半个多世纪以来,这场对执政党影响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的由来和发生过程鲜为人知,是中共党史上少数未曾解密的重大历史谜团。

   1953年发生的高岗、饶漱石事件,亦称高饶事件,是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第一次严重的党内斗争。当时高岗位高权重,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将高、饶定性为“企图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力的毫无原则的阴谋集团”,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撤销他们所担任的一切职务。在“文化大革命”中,高饶事件被列为党内“十次路线斗争”之一。

1952年7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邓小平从重庆举家迁往北京,就任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不久又兼任政务院交通办公室主任,同时还继续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

  这种情况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事件本身的复杂性。由于“高饶事件”事发突然,定性严重,关键问题又牵涉最高层,讳莫如深,使整个案情疑窦丛丛。不仅局外人不明究里,局内真正的知情者也寥寥无几,许多当事人糊里糊涂误入彀中,抱屈终生。二是政治尘埃的积层叠加。“高饶事件”发生后,党内斗争越演越烈,且往往拿“高饶事件”说事,上挂下联,以加重其政治份量,这使“高饶事件”又覆盖上了层层的政治尘埃,本来面貌更加模糊不清。三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平反冤假错案过程中,主政者邓小平、陈云都是处理“高饶事件”的历史关键人物,仍坚持对此案件的历史结论,肯定当时的处理是正确的。可以说,“文革”后对“高饶事件”的善后处理,是邓小平对待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的一个典型案例。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彭德怀、刘少奇等错案相继平反。1980年春,中央酝酿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高饶“反党联盟”问题被重新提出来研究讨论。邓小平在对起草《历史决议》的意见中说,“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对高岗的斗争还是要肯定”;高饶事件是“分裂党”的性质,“现在看来,处理得也是正确的”。根据上述意见,《历史决议》仍维持了高饶事件的基本结论,概括为:“一九五五年三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总结了反对野心家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增强了党的团结。”

邓小平到中央工作后不久,党内围绕新税制问题引发一场争论和斗争。

  1991年,薄一波发表了《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在这个由庞大的写作班子搞的个人自传中,对“高饶事件”有专章叙述,反映了事件发生的大致梗概,以后官方史书多以该书为底本。但书中对一些关节处言语不详,且有传主的文过饰非之处,留下许多历史疑团尚未析清。

   1991年5月,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出版,首次以专章叙述了高饶事件的始末。其基本脉络是:在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时期,主要在如何对待资本主义工商业、民族资产阶级、新富农、农业互助合作及工会作用等问题上,党内出现认识分歧。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一些言论做法表示不满;对新税制问题提出严厉批评,并对周恩来主持政务院的领导工作做了调整。高岗认为这是毛泽东对刘少奇、周恩来的不信任,在1953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借中央批评财经工作中错误缺点之机,“批薄射刘”,向刘少奇“发难”。同年秋,饶漱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配合行动,“讨安(子文)伐刘”,也进行反对刘少奇的活动。全国财经会议后,高岗到华东和中南进行挑拨活动,散布所谓“军党论”,将中国共产党分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与“白区的党”两部分,并称“党是军队创造的”,以“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自居,认为现在党中央和国家领导机关掌握在所谓“白区的党”的人们手里,应该彻底改组。毛泽东提出中央的领导班子分一线、二线后,高岗私自活动,企图拱倒刘少奇,由他来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或副主席,还要改换政务院总理的人选。同年12月,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揭露了高岗问题。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揭发批判高岗、饶漱石,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会后,中央分别召开关于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继续揭发和对证他们阴谋活动的事实,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挽救。但高岗拒绝党的教育,自杀身亡。

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政府废除了国民党时期的旧税制,很快建立了自己的税制。1950年初,政务院通过并颁布了《全国税收实施要则》。根据当时国营和合作社经济还很薄弱的实际,税法规定对国营工商业和合作社经济采取某些特殊优惠的政策,如规定国营工商业总分支机构内部调拨货物不纳税;新成立的供销合作社免纳一年所得税,营业税按2%的税率征收,并按八折优待;新成立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免纳三年的营业税和所得税等。

  因为“高饶事件”的历史一直没有得到彻底清理,即使党史学界的资深人士,也是只知其事,难言其详。坊间那些关于“高饶事件”的纪实作品,因袭过去的陈见旧说,敢于发挥“合理想象”,捕风捉影,望文生义,更是徒增混乱。

   1991年8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以官方史书的形式叙述道“正是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时候,党内发生了高岗、饶漱石进行反党分裂活动的严重事件”。书中未沿用“反党联盟”的提法,所列高岗进行阴谋活动的基本事实,与薄书所述一致。书中的基本评价是:“反对高、饶的斗争,是按照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进行的,着重从思想上政治上吸取教训,从而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受到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以后进行得比较成功、比较健康的一次党内斗争。”此后的官方史书,如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刘少奇传》、《周恩来传》、《陈云传》、《毛泽东传》等,分别使用相关档案资料叙述了事件的经过,基本形成对高饶事件的官方叙史框架。

到了1952年下半年,由于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在经济中已经占了很大的比重,其总分支机构内部调拨、加工订货及代购代销等经营方式日益扩大,私营企业主看到国营经济总分支机构内部调拨不纳税,也就更多地来工厂直接售货给零售商或委托零售商代售,以逃避批发营业税。由于经营方式、流通环节的变化,商品中间流转环节减少,使得营业税中的批发营业税减少或很难收上来。

  近几年来,随着中国社会开放度的提高和当代史研究的史源扩展,有关“高饶事件”的许多新史料陆续浮出水面。特别是一些历史当事人的回忆录,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第一手史料,掀开了被厚重的政治帷幕遮蔽的历史一角,使世人看到了事件原委的复杂性。如原东北局第二副书记张秀山的《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原东北局第三副书记张明远的《我的回忆》等个人著述,都具有极高的存史价值,许多史料首次公布于众,在学界和社会上都引起了强烈反响。

   事实上,高饶事件的背景及其发生、发展过程,远比传统叙史更为复杂:一是事发突然,定性严重,变化太大、太快;二是关键问题牵涉最高层,真正知情者寥寥无几;三是对后来的党内斗争影响深远,如批判彭德怀、习仲勋等都联系到高岗反党活动,造成错案;四是“文革”中打倒刘少奇的“罪证”,基本上还是高岗当年反对刘少奇的那些材料。这给高饶事件蒙上层层迷雾,其本来面貌更加模糊不清。由于《历史决议》遵循的是对待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官方史书囿于“为尊者讳”,在一些重要关节点上语焉不详,留下许多历史疑团。多年来,社会上流行的一些纪实作品,或因袭陈见旧说,或拼凑情节,主观臆断;散见于报刊的所谓记实文学,多采用“戏说”的手法,自由发挥想象,更为厘清高饶事件真相添加了混乱。

这时,国家即将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需要不断增加税收为经济建设提供可靠的资金来源。可是,由于出现上述情况,原定的税难以收上来,国家税收有下降趋势。

  最近由香港大风出版社出版的原高岗秘书和管教组长赵家梁和张明远女儿张晓霁合著的《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一书,是当前最完整地反映“高饶事件”的一部著作。作者依据高岗残存的检查草稿和笔记材料,钩沉史料,爬梳剔抉,将散落的历史断片一一拼接起来,基本上再现了这段历史的本来面貌。虽然该书中心证过多,猜度过重,甚至不惜以文伤史,但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原始史料,披露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关键细节,对“高饶事件”基本上梳理清楚了。

   2000年以后,随着中国社会开放度的提高和当代史研究的史源扩展,有关高饶事件的许多新史料陆续浮出水面。特别是高岗事件中的一些历史当事人,出于对历史负责的责任感,相继写出他们的回忆史料。其中,原东北局第三副书记张明远的《我的回忆》,原东北局第二副书记张秀山的《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1]等个人著述,均有涉及事件发生时他们与高岗、饶漱石及毛泽东、刘少奇谈话的内容,披露了重要的第一手史料,掀开被厚重的政治帷幕遮蔽的历史一角,使世人看到了事件原委的复杂性。许多史料首次公布于众,引起学界和社会上的关注。

针对这种情况,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对原有的税制作了重大修正。1952年底,政务院一百六十四次政务会议批准了修正后的税制。修正税制规定:一是试行商品流通税,即从生产到流通环节的各种税负合并为单一的商品流通税,在批发和收购环节一次征收;二是将货物税、营业税、所得税等的一些项目合并简化;三是修订工商税,将工业品批发环节应交的批发营业税移到工厂直接缴纳;四是取消对供销合作社征收营业税打八折的优待和合作社成立第一年免纳所得税的规定。12月31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同一天,该报还发表了题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的社论,明确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

  “高饶事件”内含中共执政后的第一次高层权力角逐,影响巨大而深远。这一重大事件来龙去脉的基本线索得以厘清,不仅可能颠覆过去对“高饶事件”所做的政治结论,丰富和匡正了人们的历史认识,而且还拓展了中共执政史的研究视野,给建国后的历次党内重大政治事件提供了新的解读路径。而一旦高、饶“企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的罪名不再成立,“阴谋集团”的联盟问题查无实据,“里通外国”的嫌疑也得到澄清,如何重新认识“高饶事件”的问题也就随之提出来了。林蕴晖教授根据这些新史料写的关于“高饶事件”的诸篇研究论文,重新梳理了这一事件的历史脉络,拂去了覆盖其上的政治尘埃,是为学界及时跟进研究,推陈出新的代表作。[4]

   曾参与高饶事件处理的历史当事人杨尚昆,在《党的文献》杂志2001年第1、2期发表了关于高饶事件的谈话记录。谈话录[2]虽仍沿用传统叙史方式,但提供了一些有关高岗、饶漱石所作所为、中央处理过程的历史细节,其中有关饶漱石案的后续发展情况,为首次披露。2001年《杨尚昆日记》出版,更以原始记录展现了1954年初杨受中央委托赴杭州听取毛泽东意见,商讨召开七届四中全会的方针,如何应对会上可能发生“冲”与“攻”等问题的内情,为理清毛泽东对高岗问题的态度和处理方式等关键环节,拓展了研究分析的思路。

在修正税制的过程中,由于操之过急,工作较粗糙,如方案提出来以后,没有发到地方财政、税务部门去征求意见,更没有同地方党政领导打招呼,新税制公布前也没有提交中财委党组会议讨论,没有直接向毛泽东进行汇报,听取他的意见。这样一来,修正后的税制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把在流通环节难以收上来的工业品的批发营业税移到工厂去征,使一些私营批发商得到了便宜,而工厂的税负则相应增加。同时,由于取消了对供销合作社的一些优待条件,使得供销部门的意见也很大。加之新税制公布时商业系统正在调整一些商品的价格,个别商品也因为实行新税制的缘故而提了价。于是,新税制公布后,在一个短时间里,一些地方曾出现物价波动、抢购商品、私商观望、思想混乱等情况,引起了各方面的不满和批评。

  “高饶事件”发生的时段,是在中共从革命战争到经济建设转轨的关键时期。在国家战略上,中国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开始转到大规模经济建设。在政治路线上,中国开始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全面引进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在国家体制上,从中央和大区两级分权的过渡性体制转到中央高度集权的一元化领导体制,执政党开始了新一轮的权力再分配。在这个历史转轨过程中,各种矛盾集中于执政党,此时出现的“高饶事件”,兼有治国理念冲突和利益冲突、政见之争和权力之争的双重性质。这个政争和权争,相互胶着,互为表里,阴阳交错,是我们解读“高饶事件”的关键所在。

   2008年,香港大风出版社出版《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一书,作者是原高岗秘书和管教组长赵家梁和张明远女儿张晓霁。赵家梁作为跟高岗最近的历史当事人,依据“文革”劫难后幸存的高岗检查草稿和笔记材料,以十几年的持续研究,将散落的历史断片一一拼接起来,呈现了一种与传统叙史相当不同的分析论证框架。其更重要的价值在于钩沉史料,提供了一批珍贵的原始史料,披露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有助于再现这段复杂历史的本来面貌。这本书是迄今第一部较全面、真实地披露高饶事件发生的过程,评价其社会历史背景及对中共执政后政治生活重大影响的著作,并第一次明确提出高饶事件是一个“政治冤案”的观点,为此作了许多论证。

执行新税制中出现的问题,也很快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1953年1月15日,他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写了一封信,对匆率发表新税制提出批评,并要求主管机关将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如何?何以因税制而引起物价如此波动?举条向他作报告。随后,财政部税务总局派出若干个小组分赴各大中城市检查,并每天与各主要城市通话联系,解决发生的问题。经过努力,执行新税制中所发生的较大问题,很快都采取了补救措施,得到妥善解决。

  

   2011年,戴茂林、赵晓光合著出版了国内第一部《高岗传》,[3]对高岗一生的功过是非做了实事求是的评述。该书通过访问原东北局多名历史当事人,根据陆续公布的档案、史料,汇集、吸收学界各方面的研究成果等,对高饶事件发生、发展的全过程作了较为翔实、客观的叙述和分析,对社会上流传的一些不负责任的传闻也作了若干澄清,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随后,财政部、商业部、粮食部的负责人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就修正税制的目的、新税制对物价的影响和在执行过程中发生的问题等,作了说明。接着,财政部又将税制修正的情况和实行中出现的问题,向毛泽东和政治局作了一次汇报。毛泽东再次对新税制提出了批评,认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一、建国路线的政见之争

   多年来,国内外学者对高饶事件以及错综复杂的“毛刘关系”、“毛高关系”进行了大量学术研究,各种观点参差互见。其中,原国防大学教授林蕴晖持续研究不断出现的新史料,撰写了关于高饶事件的系列论文,[4]重新梳理了这一事件的历史脉络,拂去覆盖其上的政治尘埃;中央党校教授王海光的研究论证也颇具影响,堪称学界及时跟进研究,推陈出新的作品。

1953年6月,中共中央召开财经工作会议。会议原定的议题主要是讨论关于五年计划、财政、民族资产阶级三个方面的问题,以及财经方面其他一些具体问题。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各大区、省市委和财委的负责人(各大区、省市的财委主任都由党的第一书记兼)。大会的经常主持人是周恩来、高岗(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新成立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和邓小平。

  

  

财经工作会议一开始,讨论和批评新税制实际上成了会议的中心内容,而且各方面的批评,集中在具体负责税制修正的中财委副主任兼财政部长薄一波身上。

  从治国理念上看,“高饶事件”这场党内斗争可以看作是中共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滥觞所出。

   二、有关高饶事件的新史料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薄一波于7月13日下午在扩大的第十五次领导小组会议上,作了第一次检讨。他说:过去财经工作的错误是很多的,枝节地讲不解决问题,我想主要的一条是对党在过渡时期的财经总政策钻研不深,没有彻底解决,而在国民经济恢复的后期,没有总结出从方针到政策的整套办法来。他还承认修正税制没有从总的政策出发加以考虑,没有进行具体的调查研究,没有进行典型试验,主观轻率从事,因而从方针到具体做法都犯了严重错误。

  中共夺取政权的直接目标,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中共成为执政党后,对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政权性质、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方针是明确的;对中国要以苏联模式为榜样,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也是很明确的。所以,党内对“什么是”和“怎样搞”社会主义的认识分歧,最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搞”的起始时间发端的。分歧的焦点是:是先搞一段时期的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还是现在就去实现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

  

可是,薄一波的检讨并未过关,而且会议的气氛反而紧张起来。从7月14日起到7月25日之间,会议连续召开了八次扩大的领导小组会议,对薄一波进行批评。8月1日,薄一波不得不作了第二次检讨。在这个过程中,高岗出于篡夺党和国家更多权力的目的,利用财经工作和新税制中存在的问题,以批薄一波为名,把矛头对向刘少奇,企图先推倒刘少奇,再推倒周恩来,实现其篡党夺权目的。高岗和他的极少数追随者,在会上发表无原则的言论,制造党内纠纷,在会外散布流言蜚语,污蔑中央有圈圈。高岗无中生有地说刘少奇有一个圈圈,周恩来也有一个圈圈。高岗将矛头对向刘少奇的同时,还竭力鼓吹他自己能力如何强,历史上如何正确,似乎党内除了毛泽东,就数他高岗有水平了。

  新民主主义社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是一个不经不典的非常话语,是中共革命独创的理论概念。其根据是中国社会还处在前现代化阶段,生产力很不发达。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就已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的治国方针,并认为这样“就将我们同民粹主义区别开来”。[5]毛泽东在公开发表的《论联合政府》中说:“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6]

   高饶事件是中共执政后的第一次高层权力角逐,影响巨大而深远。厘清这一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和基本线索,不仅能够丰富和匡正人们的历史认识,而且可以拓展中共执政史的研究视野,给建国后的历次党内重大政治事件提供新的解读路径。

高岗在批判薄一波的发言中,无限上纲,随意给薄一波扣上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投机取巧,品质不良等一顶顶大帽子。他在发言中,采取移花接木、李代桃僵的手法,把刘少奇曾经说过的一些话,如1947年土地改革中说过的村村点火,户户冒烟,1949年在天津讲话中的一些观点,1950年有关东北富农党员问题谈话中的观点,1951年有关山西互助合作批语中的观点等等,统统安到薄一波的头上加以批判,玩起批薄射刘诡计。

  但在中共执政以后,围绕是否坚持新民主主义治国路线的问题,党内政见分歧迭出,在实际工作中发生了一些冲突。这个政见分歧虽然是以毛泽东和刘少奇为代表,同时也发生在党内高中级干部之间。其中,既有认识上的差异,也有政策上的抵牾,还涉及到历史上的党内派系矛盾。1954年发生的“高饶事件”,就是这个背景下发生的一场重大的党内斗争。

   按林蕴晖的梳理,高岗被定性为“反党”,历史上多指他反对刘少奇的言行。但众所周知,高岗当年因反对刘少奇而落马,但刘少奇最终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所以,重要的不是高岗在政治上与刘少奇的意见不合或公开反对,而是高岗所进行的一系列非组织活动,触犯了党内最重要的组织纪律。有关新史料大体为以下几个方面:

财经工作会议期间,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饶漱石(同时兼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与高岗一唱一和,策动对薄一波的批判斗争。饶漱石指责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未到会是消极抵抗,一再逼安子文在会上发言,说什么在这样大的党内斗争面前,你不应该不表示态度。饶漱石还不顾毛泽东要加强团结的指示,在财经工作会议领导小组会上,把所谓的圈圈问题与名单问题(1953年3月初,高岗找到安子文,说毛泽东找他谈话,中央政治局成员要改组,要加强中央各部机构。安子文未经中共中央授权,草拟了一份政治局委员名单和中央各部主要负责人名单,给高岗看过,也同饶漱石谈过。高、饶明知这样做不妥,却不向中共中央报告,而把名单向一些高级干部散发,制造党内矛盾)提了出来,进一步增加了会议的紧张气氛。

  坚持和不坚持新民主主义建国方略,既是一个执政党的政治路线问题,也是一个生产力标准的问题。在中共执政初期,党内曾就此发生过多次争论,并引发派系分歧。主要有:

  

由于高岗、饶漱石从中作梗,致使财经工作会议开了两个月,还迟迟作不出结论。最后还是毛泽东给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出了个主意,要周恩来去搬兵,把陈云、邓小平请回来,让他们参加会议。

  1949年4月,关于刘少奇的“天津讲话”的意见。刘少奇为安抚资本家惶惶不安的情绪,说了“剥削有功”之类的话,引起党内一部分人的不满。高岗是其中反对最激烈的人之一。

   1、关于散播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言论

当时,陈云和邓小平都在北戴河,得到周恩来搬兵的通知后,立即回到北京参加了会议。陈云在发言中一方面对薄一波在新税制中存在的缺点作了善意的批评,另一方面又明确指出,中财委内部在工作中间个别不同的意见不会没有,但不存在两条路线的问题。邓小平在发言中则说:大家批评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我赞成。每个人都会犯错误,我自己就有不少错误,在座的其他同志也不能说没有错误。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是很多的,可能不是一斤两斤,而是一吨两吨。但是,他犯的错误再多,也不能说成是路线错误。把他这几年在工作中的这样那样过错说成是路线错误是不对的,我不赞成。

  1949年5月,刘少奇起草签发的《中央关于民族资本家政策问题致东北局电》,对东北城市工作的“左”倾政策有所批评。高岗则不予理会,对东北局领导议论说:刘少奇对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右”的。[7]

   据张秀山、张明远回忆,高岗从中央开会回来,或在东北局常委中间,或是几个人闲聊的时候,散播过一些中央内部的情况,特别是毛泽东在一些问题上对刘少奇不满意的言论。如毛讲过,七大以后把刘抬得太高了,几年来证明刘不够成熟,左右摇摆,掌握政策不稳,在不少政策问题上出了毛病。例如,刘在日本投降后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指导土改工作发生“左”倾错误;进城时关于资本家和剥削问题的一些不妥言论;对农村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批评等。由此,毛泽东认为刘少奇不是合格的接班人。高岗还说中央准备在八大调整机构,毛泽东和他交换意见时,说刘少奇、彭真不能让人放心。毛泽东还对高岗说,刘少奇等人对他搞封锁,许多事不向他请示和反映。1953年5月,毛两次批评刘少奇、杨尚昆等不经过他就擅发中央文件,高岗看见毛大发脾气,深为震惊。他曾向东北局的同志谈及此事,说“从来没有见过毛主席生这么大的气”。

由于陈云、邓小平在会上讲了公道话,使会议气氛发生了变化,结论也就比较好作了。8月11日晚,会议由陈云主持,周恩来做了总结报告。8月12日,毛泽东向出席、列席会议的全体人员作了一次重要讲话。一方面,他批评了新税制的错误,认为新税制是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的错误;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这种错误不是带路线性的错误。同时,毛泽东还提出要批评主观主义和分散主义,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有谦虚、坚韧的精神。这样,因新税税制引起的党内风波得以平息。

  1950年初,关于东北富农党员问题的争论。高岗的意见是,党员不允许雇工、放贷等剥削行为。中央组织部的意见是,可以允许党员雇工单干,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刘少奇支持中组部的意见,认为出现富农党员不可怕。而高岗的意见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

   高岗说,自从把各大区的书记调到中央工作以后,中央内部的情况已经有了改变,刘少奇、彭真、薄一波他们再不能像过去那样蒙蔽毛主席了。现在除了周总理是中立态度,林伯渠、董必武因年老体衰不大管事之外,中央其他许多同志都对刘少奇等人不满意。高岗还说过,白区干部爱犯错误,有帮派。刘少奇对干部有私心,对华北干部的使用,在情绪上有偏向。彭真、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等有圈子,对干部有偏有私,刘少奇支持他们,等等。

严词拒绝高岗的拉拢

  1951年,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组织的争论。刘少奇支持华北局的意见,批评山西省委急于否定农民个体经济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8]8月初,毛泽东明确批评了刘少奇、薄一波和华北局的意见,支持山西省委,进而着手推进农业互助合作的事情。不久,高岗向毛泽东报送了东北农村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报告,毛泽东对报告给予很高评价,并亲自加上批语转发给各地。

   赵家梁在书中进一步披露,高岗到北京以后,几乎天天与毛泽东见面,颇多交谈。高岗在反省时讲到毛泽东对他说过许多“私房话”,如:进城以后,刘少奇没有做什么工作,对毛泽东帮助不大;少奇过去只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建设根据地的经验;少奇没有搞过军队,军队不听他的,不能掌握全局;少奇要架空他毛泽东,许多事情不让他知道,擅自以中央的名义发表讲话、发文件;少奇的思想仍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没有搞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要推着他、拉着他走,必要时要让他“挪挪位子”;毛泽东说他讨嫌迎送外宾和接递国书之类的事情,他不想当国家主席,只当党的主席,以便专心研究共产主义理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他想让少奇当国家主席,搞荣誉职务,说少奇喜欢那一套。[5]

1953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是高岗、饶漱石政治野心的最初暴露,但他们并未就此收敛,反而进一步滑向分裂党的深渊。

  1951年,关于工会工作方针问题的争论。邓子恢、李立三、刘少奇等主张工会应能“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有相对独立性。高岗则表示反对,强调工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一致性。最后,毛泽东对李立三主持的全国总工会的工作进行了严厉批评,免去了李立三在总工会的职务。

   以上表明,高岗作为一名党的高级干部,如此随便地传播小道消息,扩散中央内部特别是毛刘之间的意见分歧,讲了不少出格的、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话,确实违反党的组织纪律,犯有严重的错误,但其错误的性质是不是反党,是不是“篡党夺权的阴谋家、野心家”,还须有更多的事实依据。

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后,中共中央提出了我国的最高国家行政机关是否采取部长会议的形式、中共中央是否增加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在党内一定范围内征求意见。毛泽东为了减轻自己担负的繁重日常工作,加强集体领导,也提出要将中央的领导班子分为一线和二线,他退居二线。高岗以为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时机到了,便伙同饶漱石,打着拥护毛泽东的旗号,大肆捏造和散布毛泽东对刘少奇工作不满的谣言,别有用心地说毛泽东打算让刘少奇搞议会,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由他自己搞政治局。在另外一些场合,他又主张由林彪担任部长会议主席。

  在这些争论中,毛泽东与高岗的立场和观点完全一致,对高岗和东北的工作褒扬有加。东北转入建设较早,工作走在全国的前头。毛泽东多次把东北经验批发全国。在高岗频频得分的同时,刘少奇却频频失分,不断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毛泽东对刘少奇在政治上总是跟不上非常不满。再联系到过去的一些事情,如“和平民主新阶段”的问题,东北地区工作方针的问题,1947年土改的“左”倾问题等等,他认为刘少奇“政治上不稳”,思想仍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没有搞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甚至有让刘少奇“挪挪位子”的想法。[9]

  

1953年10月,高岗以休假为名,到华东、中南地区,在高级干部中进行游说,加紧进行篡党夺权的活动。他散布大量的分裂党、攻击刘少奇的言论,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要修改,《决议》中关于刘少奇是党的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的提法不对头,需要重新做结论。他还把中国共产党分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与白区的党两部分,并把自己说成是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人物。他认为,现在党和国家领导机关掌握在以刘少奇为首的白区的党手里,需要彻底改组,由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也就是由他来掌握。他企图用这套言论去煽动根据地和军队出身的干部同他一道,搞倒刘少奇、周恩来,由他来当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政务院总理。

  1951年8月毛泽东在农村互助合作问题上批评刘少奇的事情,在党内很快流传开来,刘少奇的地位大大降低,不敢再随意发表自己的意见了。[10]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刘少奇的表现就显得非常谨慎。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政策方针,很难再坚持下去了。

   2、“有薄无林”名单的外泄扩散

高岗首先拉拢林彪,得到了支持他的承诺。他继而又找到了邓小平。在他看来,在各大区和各中央局主要负责人中,只要取得邓小平的支持就好办了。因为他认为,东北是他的根据地,自然是他说一不二;华东的饶漱石现在已和他一唱一和,上了一条船了;中南的林彪已经拉拢住;西北的彭德怀为人耿直;只有西南的邓小平交往不多,心中没底。1953年秋后,高岗找到邓小平,对邓小平说,在中国谁是列宁的问题解决了,但谁是斯大林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你看是谁呀?邓小平看穿了高岗的用意,故意指着挂在墙上的中央书记处几位书记的像(即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说,就在这中间嘛!邓小平还明确表示: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在坚持党性原则的邓小平这里,高岗碰了一鼻子灰。

  朝鲜战争进入停战谈判之后,1952年下半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着手准备大规模的国家经济建设,并酝酿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1952年10月,刘少奇赴苏参加苏共十九大期间,向斯大林报告了中共中央的过渡设想,得到斯大林的首肯。1953年,毛泽东正式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

   被列为高岗罪名的财经会议期间会外活动,是他散布“有薄无林”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传统说法是,安子文从高岗口中得知毛泽东要改组中央政治局,未经中央授权就草拟了两组名单,其中一组“有薄无林”,并送高岗看过。

高岗见拉拢邓小平不成,又去找陈云,说要向毛泽东建议中央多设几个副主席,还提出你一个,我一个。邓小平和陈云都感到高岗这种做法是完全违背党的原则的,任其下去有分裂党的危险,乃及时将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后来,邓小平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曾这样说: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意味着中共放弃了过去的建国纲领和路线。这是一个“纲举目张”的根本性变化,从执政理念、政策方针到制度体制都要进行重大调整。从新民主主义的轨道变更到社会主义的轨道上来,势必牵涉到对建国初期许多政策的评价和认识问题。作为这些政策的具体制定和操作者的刘少奇、周恩来等人,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在政治上立时陷入了尴尬的被动境地。高岗却占尽先机,政治上始终保持了与毛泽东的一致,成为政坛红人。

赵家梁引述了高岗在反省时的另一种说法:1953年4月上旬的一天中午,毛泽东的机要秘书送来一份文件,要他亲自签收,并立等阅后收回。在一般情况下,中央传阅文件,即使是很机密、很重要的文件,都是由中央机要局派专人传递,由秘书签收。唯有这一次例外,是由毛泽东的机要秘书直接送给高岗本人,而且阅后马上收回。可见此文件之特别机密和重要。后来得知,这就是安子文拟的八大政治局委员和各部委分工名单。高岗惊奇地发现,在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有薄一波而没有林彪。这个名单,他以前从未见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

  更重要的是,这一建国方略的变更不仅引发了高层的政见分歧,更给执政党带来多方面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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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岗四处活动之际,饶漱石也没有闲着,到处散布刘少奇的谣言,配合高岗企图把刘少奇拉下来。他本来是刘少奇在华中工作时培养起来的干部,但自从到北京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后,误以为现在是高岗得势,刘少奇可能会失势,于是就不择手段通过打击副部长安子文,极力表白他不是刘少奇圈圈中的人,以取得高岗的信任。在1953年夏季财经工作会议期间,饶漱石捏造说:某某是一个宗派,一个圈圈,刘少奇是他们的支持者。在安子文就名单问题向中央作了书面检讨,并请求处分后,饶漱石却仍抓住这件事不放,并煽风点火说:财经会议上斗了薄一波,会后还要斗圈中的安子文。

  一、法理层面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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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其然,财经工作会后不久,饶漱石未经中共中央同意,就制造各种借口,在中组部内发动了对安子文的斗争。他指责安子文起草的中组部关于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不真实,说中组部是潭死水,问题严重,要把它震动一下。安子文将这些情况如实地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刘少奇找饶漱石淡了一次话,表示不同意他的这种错误做法,并告诫他要冷静行事,不要再在中组部内部继续争吵。但利令智昏的饶漱石根本听不进去,在中组部召开的两次部务会议上,继续斗争安子文,还倒打一耙,指责安向刘少奇反映问题是有意挑拨是非,制造分裂,逼迫安子文作检讨。

  中共的建政过程中实际存在着两个法统。一是党内的法统,即是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制定的政策方针;二是国家的法统,即是中共与其他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共同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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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9、10月间,中共中央召开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主要内容原定是总结经验,研究如何加强干部工作,以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可是,饶漱石却在会上兴风作浪,煽动个别不明真相的地方党委组织部长同他一起攻击安子文,并把矛头对向刘少奇。尽管如此,仍没有掀起多大的风浪。饶漱石不死心,在中央书记处汇报会上说:这次组织工作会议,该来的人没有来,不该来的倒来了一大堆。毛泽东听出了他的话外之音,就让邓小平问他谁该来,开个名单,统统请来。饶漱石心中有鬼,只点了陈赓的名字。原来,他听说解放战争时期陈赓率部在太行山地区活动时,因后勤供应问题曾对时任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的薄一波有过意见,又知道陈赓讲话无所顾忌,以为陈赓来了能放上炮。其实陈赓根本不是那种人,他来开会后并没有如饶漱石所想的那样发言。

  在国家法理层面上,《共同纲领》是代行宪法的临时约法,权威性最强。《共同纲领》开宗明义的第一条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11]但从执政党的方面看,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则更有权威性。而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具有两重性。决议基本精神是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下建立国家工业化的初步基础,然后再向社会主义转变;同时,决议又提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的基本矛盾,也表达了要与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方面。正如于光远所说: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可以这样执行,也可以那样执行”[12]。刘少奇、周恩来等坚持《共同纲领》的原则,不采取超越阶段的政策。毛泽东则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为根据,批评刘少奇、薄一波等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右倾。[13]从法理上讲,这是以党内法统改变《共同纲领》的国家法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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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出现不正常情况后,毛泽东提议会议暂停,先举行领导小组会议,解决中组部内部的团结问题。在领导小组会上,刘少奇肯定了中组部过去工作的成绩,同时对工作中存在的某些缺点和问题主动承担了责任。邓小平也在会上强调:中组部工作的成绩,是与毛主席特别是少奇同志的直接领导分不开的,但子文同志也有成绩,不能设想只是领导得好,他们做不好而会有成绩的。

  二、战略和策略的冲突。

妥善处理高、饶问题

  关于对建国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是国内基本矛盾的看法,毛泽东和刘少奇并无二致。刘少奇讲得可能更早。在1948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就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刘少奇对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基本矛盾问题讲得也很多,份量也很重。他坚持从生产力标准出发,把社会主义看作是遥远未来的事情。刘少奇认为至少要搞十年二十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力求调动各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不赞成采取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激进政策。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观点,简而言之,就是“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这实际上是建国初期党内外一致的政治共识。1950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制定的“不要四面出击”的方针,195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决议,都是从“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出发的部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高岗、饶漱石本来是毛泽东信任的干部,把他们调来中央,本意是为了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但是,高、饶到北京后,却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个人权欲迅速膨胀,拨弄是非,拉帮结派,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对党的团结产生了很不利的影响,也引起了毛泽东的警惕。毛泽东原本对高、饶1953年夏季财经工作会议以来的不正常举动就有所察觉,邓小平、陈云汇报有关情况后,他进一步警觉起来,但他还是决定亲自测试一下。同年12月,他在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准备外出休假,拟请刘少奇临时代为主持中共中央工作,问大家有什么意见?刘少奇谦逊地表示,还是书记处的同志轮流负责为好。与会的其他人都认为还是按惯例由刘少奇主持,只有高岗表示反对,说轮流吧,搞轮流好。高岗的面目进一步暴露出来,从而也促使毛泽东下决心解决高、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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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包括高岗、饶漱石在内有29人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揭露高、饶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对高、饶的阴谋活动提出了严重警告。会议还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决定起草《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会议同时决定,毛泽东休息期间,由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当天,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杭州,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高、饶问题则交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负责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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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2月,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受中央政治局的委托,刘少奇主持了这次会议。四中全会前,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曾在1月25日和2月5日,两次找高岗谈话。2月5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又找饶漱石谈话,点出他们的问题。七届四中全会讨论并一致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刘少奇在会上作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向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中央全会的报告》,对高岗、饶漱石的阴谋活动,不点名地批评说,如果其个人主义情绪不受到坚决制止,就会一步一步地在党内计较地位,争权夺利,拉拉扯扯,发展小集团的活动,直至走上帮助敌人来破坏党分裂党的罪恶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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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都发了言,严肃批评高、饶的反党分裂活动,希望他们幡然悔悟,改正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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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发言中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由于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获得了巨大的胜利,于是在我们党内,尤其是在我们党的高级干部中,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这种骄傲自满情绪如果不及时提醒,必然要使我们丧失敌情观念,必然要破坏我们党的团结,那我们就要丧失斗志,经不住敌人的任何袭击,从而使我们的伟大事业遭到失败。

邓小平认为,骄傲情绪在党内,主要是在相当一部分高级干部中,正在滋长着,如果不注意克服,就会发展到一种可怕的危险的地步。他强调,骄傲一定会使党的团结受到损害,使革命事业受到损害。对于个人来说,对于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它是一种腐蚀剂,它可以引导个人主义发展,把一个满腔热忱的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丧失掉,而堕落到最卑鄙的个人主义方面去。

他还说:我们常常遇到,某些同志对中央几个主要负责同志的不正确的言论,常常是不经过组织、不合乎组织原则的。全国财经会议以来,对少奇同志的言论较多,有些是很不适当的。我认为少奇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实事求是的,是恰当的。而我所听到的些传说,就不大像是批评,有些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或者是夸大其词的,有的简直是一些流言蜚语,无稽之谈。

最后,邓小平说,四中全会和全会的决议,对某些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是很重要的,是给了这些同志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是对这些同志最直接的帮助。四中全会的决议是一副消毒剂,每个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把这个决议当做一面镜子来照照自己,使全党具有更高的信心,更旺盛的士气,去完成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伟大的历史任务。

七届四中全会结束后,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决定,这年2月中旬,分别举行关于高岗问题和饶漱石问题的两个座谈会。受中共中央的委托,周恩来主持高岗问题座谈会,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饶漱石问题座谈会。随后,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东北局、华东局、山东分局和上海市委等又召集专门会议,对高、饶问题进行揭发和批判。在无可抵赖的事实面前,高岗仍拒不悔改,反以自杀拒绝党的挽救。1954年8月17日,高岗再次服安眠药自杀身亡。

1955年3月下旬,中国共产党举行全国代表会议,邓小平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全面揭发了高岗、饶漱石一系列的反党阴谋活动,回顾了党同高岗、饶漱石斗争的经过,总结了进行这场斗争的重要意义和经验教训。

报告指出:党内的争论必须在党的组织内公开合法地进行,必须严格禁止宗派的、分裂的、阴谋的活动。我们的党要求任何党员忠实地执行党的一切决议和指示,同时容许在党的会议上有不同意见的争论,以便分清是非,达到正确的结论。党绝对禁止像高岗、饶漱石那样,用阴谋家的手段背着党的组织,暗中进行反对这个反对那个的活动。

报告强调了发扬党内民主的重要性,认为高岗、饶漱石在党的组织生活上总是一方面对上级闹独立性,另一方面总是在他们所领导的工作中建立家长式的统治,否认集体领导,压制民主,压制批评,同时他们也不敢按照党内合法的民主制度来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因此,必须正确地发展党内民主,坚决地贯彻集体领导的原则,发展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这次全国代表会议还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定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

事隔多年之后,邓小平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仍然肯定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他说: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对高饶的斗争还要肯定。高饶问题的处理比较宽,当时没有伤害什么人,还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干部。总之,高饶问题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现在看来,处理得也是正确的。(罗平汉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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