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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中国政治发展一分时时彩计划,民主还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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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中国政治发展一分时时彩计划,民主还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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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制度”使中国实现了两种民主形式的互补。

今年召开的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和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是党的十九大之后召开的新一届“两会”,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战略部署的“两会”,是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又一件大事。党的十九大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指南。如何贯彻落实这一新思想,通过法定程序把党的主张上升为国家意志,充分反映民意、集中民智,体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召开“两会”是必不可少的途径。

俞可平 (进入专栏一分时时彩计划,)  

政协委员;两会制度;协商;人大代表;决策;政治;提案;审议;工作报告;民众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制度保障;政治协商会议是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社会团体、各族各界人士参政议政的根本制度保障。人民代表大会体现的是代表性民主的要求,政治协商会议体现的是协商性民主的要求。代表性民主与协商性民主相结合,互相补充、相得益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鲜明特色,显示出无比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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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中国的“两会”不同于西方的“两院制”。西方国家的两院制是议会制的重要内容。两院是指上议院和下议院,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叫法,一般把立法机关分成上下两个组成部分,意图是希望两者相互制约监督、共同行使议会的职权。所有法案的成立,都需经两院先后分别进行审议、通过方能生效。实际的情况是,两院成为西方国家各种势力和利益集团,主要是资本和权贵势力争斗博弈的舞台,而反映广大民众特别是底层民众利益的议案,在两院中很难获得通过。西方的两院制适应了多党竞选、分权制衡等资本主义政治发展的需要,是资产阶级当家作主的产物,在实际运行中,经常会出现相互扯皮、互相掣肘、效率低下等弊病。

    

每年春季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不但成为引起各国关注的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种稳固的政治形态,而且已形成当今中国具有重大政治影响的良好政治制度,是中国政治生活向民主化、法制化和现代化迈进的重要标志之一。“两会制度”对中国政治发展发挥了特殊作用,其重大影响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我国的国家权力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大代表集体行使国家权力,重大事项需要经过与会代表审议、表决达到法定票数通过后即可生效。在这其中,政治协商会议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独特角色,发挥着重要的参政议政的作用。来自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社会团体、各族各界人士的政协委员在会议期间,有权讨论国家大政方针及重要事务,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工作提出建议和批评等,进行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行使参政议政的权利。政协委员与人大代表一道共商国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在当今世界上独树一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机构,能够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又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

   [摘要]民意政治的兴起,是近年来中国政治一个明显的特征。特别是随着博客、微博和微信等网络新媒体的兴起,“民意”正在深刻地影响政府的决策和中国政治的进程,并改变中国的政治生态。民意政治的兴起及其对政治过程影响的增大,是中国社会政治进步的表现,是中国走向成熟民主的一个必经环节。但是,中国目前的民意政治还存在着重大缺陷:一是过分偏重于决策环节,而忽视了授权环节;二是缺乏足够的法律保障;三是缺少足够的制度化公众参与渠道;四是带有明显的民粹主义印记,极端的平民化在相当程度上成为民意政治的合法性基础。这就需要领导层从战略高度来认识和看待民意政治的兴起,将它纳入政治发展的长远规划和政治改革的近期议程;进一步完善民意表达的相关法律制度,建立科学的利益表达和处理机制,扩大和增加公民有序参与的渠道,把民意表达和处理纳入法治化的轨道,让公民通过合法的渠道表达其诉求,从而防止和克服民意政治畸变为民粹主义、网络暴力和暴民政治。

一是“两会制度”成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制度平台。“两会制度”为中国社会各界、各阶层人士参政议政搭建了合理合法的制度化平台。在“两会制度”下,来自全国各选区的人民代表和来自各界的政协委员,可借助人大和政协两大重要的制度载体,就国计民生的各种大事小情,充分发表意见建议,一起思考和讨论解决对策。他们不仅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而且代表着广大群众和各民主党派、各个团体的意愿。他们在两会上就国计民生和社会热点问题各抒己见,充分协商,凝聚共识,团结合作,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得以充分体现。

协商性民主与代表性民主相结合的制度优势,还体现在制度可以集中社会各个方面、各个阶层的意见和声音,做到广察民情、广纳民意、广聚民智,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但党的决定、政策、主张,在拿到“两会”经法定程序变为国家意志或成为政府等国家机关的行为之前,除了在党内充分发扬民主、党中央集体决定外,还需要同党外人士座谈协商。中共中央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重视在重要会议召开之前、重要文件颁发之前、重大决策决定之前,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意见和建议。在“两会”期间,就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以及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参会的政协委员也可以通过调研报告、提案、建议案或其他形式,向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提出意见和建议,反映社情民意,参会的人大代表也有提出议案或建议、批评和意见等权力。政协委员参政议政,人大代表履职尽责,成为我国“两会”的独特风景,也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的生动诠释。

  

二是“两会制度”使中国实现了两种民主形式的互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主要有两种行使民主权利的方式:一种是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另一种是人民内部在重大决策之前各方进行充分协商,达成共识。“两会制度”很好地协调和完善了这两种形式,两者是相互交融、彼此渗透的。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运行中,某些方面采用了协商的形式,如人大代表候选人的推举就是各方协商的结果;人大代表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和两院工作报告中、在行使人事任免权和重大事项决定权过程中,也需要召开座谈会、专题讨论会进行民主协商。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系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国人民大学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协同创新中心】阶段性成果)

   民意对政府决策的影响日益加大,这是近年来中国政治一个明显的特征。特别是随着博客、微博和微信等网络新媒体的兴起,民意正在深刻地影响中国政治的进程并改变中国的政治生态。过去几年中,许多在普通民众中影响广泛的政治事件直接是由民意引发的,如“贵州瓮安事件”、“厦门PX事件”、“四川什邡事件”、“重庆雷政富事件”、“江苏启东事件”、“甘肃陇南事件”、“浙江海宁事件”、“广东乌坎事件”等;一些违法官员在民意的要求下受到了法律的惩罚,如前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等;一些政府的重大决策也迫于民意而发生重大改变,如“四川什邡事件”直接导致了当地政府调整相关政策,原定的钼铜项目被迫停顿下来。

三是“两会制度”沟通了各界、各阶层人士的利益表达渠道。人大和政协分别代表着不同地域和界别的民众意愿,“两会制度”从这两个维度沟通了政府与广大民众之间的联系渠道,拓宽了各界、各阶层人士的利益表达平台,扩大了民众有序的政治参与。在两会期间,人大代表通过审议“一府两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提出议案、建议和批评意见;政协委员则通过审议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列席人大会议,旁听和讨论“一府两院”工作报告,并提交提案。“两会制度”使人大和政协共同形成了民意表达的互补结构。

原文链接:[求是网]汪亭友:深入理解“两会”的制度特色与制度优势

   民意政治正在中国悄然兴起。“民意”再度成为中国政治的流行词汇,被视为中国民主政治的重大进步,“敬畏民意”也成为流行的政治口号。一些地方政府甚至正式将民意当作评价政府绩效和制订公共政策的基本依据,例如,江苏省江阴市的“幸福江阴”计画,试图用民意来倒逼政府的改革;浙江省湖州市的“民意导向警务”活动,则试图用民意来引导和评价员警服务。新一届中共领导层决定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在中共各级权力部门进行“群众路线教育活动”[1],这既可以看作是中国新领导人对毛泽东开创的中共政治传统的自觉延续,也可以看作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民意的再度重视。

四是“两会制度”保证了国计民生重大决策的有序协商。在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过程中,人大发挥着主导性作用,政协发挥着重要的协商功能。在“两会制度”下,人大和政协既各自独立行使着法定职权,又在重大决策过程中进行了有序协商。例如,两会期间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都认真审议和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最后再由人大行使决定权;又如,政协委员参与或旁听法律草案的商讨和审议工作,即表明政协在参与公共决策方面有一定的影响力。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这进一步明确了政协在决策环节的重要地位。

   然而,人们也不难发现,民意政治在中国也产生了另一种后果:民粹主义的兴起。汹涌的民意有时也变成一种“软暴力”,扭曲了正常的社会政治生活。特别是在网络上,不少带有明显偏激的言论形成“网络暴力”,压制社会的理性行为,干预独立的司法审判和正常的决策程式,侵犯包括官员在内的公民的合法个人权利。一些商人和政客甚至不惜动用金钱和权力,雇佣“水军”或“五毛”人员制造所谓的网络“民意”,以满足自己的私欲。

五是“两会制度”有利于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行使监督职权。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两会上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的过程,实际上是对“一府两院”行使监督权的过程。这是代表国家和人民进行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监督,体现了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每年两会上,反腐问题都是各界关注度极高的热点问题,人民群众对借助“两会制度”加大反腐力度有着更多期待。这不仅使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行使监督权有了制度保证,而且有了广泛的社会支持和群众基础。目前监察体制改革正顺利推进,国家监察法的立法工作也在加紧进行。有了这个立法,我国将实现对所有公职人员监督的全面覆盖,这完全符合全国人民的希望和要求。

   那么,中国的民意政治究竟拥有一种什么样的政治生态?民意影响政治的主要机制和重点领域是什么?民意的兴起对中国政治的发展又意味着什么?它究竟是民主政治的进步,还是民粹主义的泛滥?努力阐述并回答这些问题,正是本文的主要内容。

未来,为进一步发挥“两会制度”的政治影响力和重要作用,积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笔者建议可以沿着以下路径进行探索。

  

第一,进一步健全“两会制度”下的决策协商机制。“两会制度”下的决策协商,应包括两个重要环节:一是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决策前提出意见和建议,推进科学民主决策;二是两会人员对决策结果进行协商讨论。这样既可以了解两会上提出的协商意见在决策中被采纳的情况,也可以通过加强政府与民间的各种沟通来增进理解,使决策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

   一、民意影响决策的主要机制

第二,规范和保障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两会制度”既为民主协商提供了制度载体,也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更好地履行监督职责搭建了制度平台。未来在推进人大和政协监督工作中,应加强对“一府两院”工作的监督力度,对决策环节、执行环节以及执行结果进行全方位、全过程的监督。未来要加大政务公开、财务公开的力度,切实保障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广大民众享有知情权。

   民意是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基本依据。在民主政治条件下,民意实际上是公共政策的主要合法性来源,几乎所有决策者都会声称自己的政策反映着广大公民的意愿和需求。中共在这方面表现尤其突出,“群众路线”被认为是中共取得政权的重要“法宝”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群众路线”就是一种民意政治。中共历届领导人在总结经验时都反复强调,什么时候党与人民的联系紧密了,党的事业就会成功;什么时候党脱离人民了,其事业就会遭致失败。施行“改革开放”路线以后,邓小平再度运用了民意这个“法宝”。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党的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2]。然而,公共政策是否反映公众的需求和意愿,并不取决于决策者的愿望,更不取决于决策者的自我宣示,而首先取决于是否存在一套通畅地传递民意的表达机制和体现民意的决策机制。邓小平不仅提出了“人民满意”论,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要确保政府政策反映民意,关键在制度。他在改革开放初期就说:“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3]他大力推动“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的改革,特别重视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制度建设。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中共十三大首次提出了“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改革议题,着手建立一套真实反映民意的决策机制[4]。经过三十年来的摸索,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民意影响决策的特殊机制,主要是影响决策的民意表达渠道和处理机制。它们包括:“两会”、“内参”、“政治教育活动”、“信访”、“听证会”、“恳谈会”和“网络问政”等。其中,有些机制在过去就以某种形式存在,但现在具有了新的内容和新的作用;而有些则完全是这些年中形成的,从内容到形式都是过去所没有的。

第三,提高两会组成人员的专业化水平及其建议、提案的协商价值。为提高两会组成人员的专业化水平,要通过各种方式培养、培训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履职能力、从政能力和文化素质。为进一步提高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的协商价值,应增强两会组成人员的协商主体意识,使他们通过“两会制度”主动组织和参与各种协商、交流与座谈,促使建议或提案的承办方能够全面把握建议或提案的实质问题,达成双方对于解决各种提案、建议、意见的共识。

   ——“两会”是目前中国最重要的制度化民意表达机制。“两会”是一年一度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简称,也是中国法律规定的基本政治制度。“两会”制度从1949年中共建政后不久形成,其中“政治协商会议”(简称“政协”)早于“人民代表大会”(简称“人大”)。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于1949年9月21日召开,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1954年9月15日召开。但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两会”自身的活动并不正常,经常被各种政治运动中断,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几乎陷于停顿状态。改革开放之前,即使召开“两会”,其重点也不在表达民意上,而是在完成党和政府交付的“法定程式”,它们也因此被戏称为“花瓶”。20世纪80年代之后,这种状况开始发生重大变化。首先是“两会”开始常规化和制度化,“两会”各有自己的年度例会。其中,人民代表大会从中央到省、市、县、区、乡镇均召开年会,而政治协商会议则只在县市级以上才召开年会。其次,除了完成党和政府交付的法定程式外,“两会”开始日益重视民意的收集和表达。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参加“两会”前,通常会想方设法征求自己所在地区或行业的公众意见,在此基础上形成各种“议案”、“提案”。这些“议案”、“提案”分别经由人大和政协的“提案委员会”审核后,直接提交给政府责任部门,政府责任部门在收到这些“议案”、“提案”后必须就如何处理这些“议案”、“提案”作出回应。每当各级“两会”召开前夕,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会设法听取民众的意见,然后形成各种各样的“议案”、“提案”,已经成为公众民意影响政府决策最重要的制度性渠道。据统计,从2000—2010年间,“两会”提案和议案数量超过了10万件[5]。近年来,许多网民还通过微博向“两会”代表和委员提出各种建议,出现了所谓的“微博问政”。“两会”的年度例会,也因此成为社会关注度最高的政治事件,是中国政治的一道风景线。

第四,扩大民众有序政治参与的空间,建立公众旁听两会的合理程序。设计一套合理的程序,邀请普通民众旁听人大、政协会议,有利于公众更好地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这样不仅有利于把基层群众的意见、建议通过制度化渠道更好地传递到决策领导层,扩大民众有序政治参与的空间,而且有助于参加两会人员直接倾听民众心声。这是对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联系群众制度的有益补充,也有利于广大群众更好地理解国家大政方针和关系民生的政策信息,增进民众对两会及两会成员的信任感和支持度。

   ——“内参”是中共内部民情上达的重要政治信息渠道和决策依据。中共执政后,为使各级权力机关了解民情、作出正确决策,逐渐建立了一整套十分完备的内部政治信息传播机制。五花八门的“内参”,不同于向上级权力机关汇报和请示工作的“报告”,其主要内容是反映存在的问题、民众的意见,以及报送者处理相关问题的建议。“内参”所载内容多半是不宜公开发布的政治信息,包括负面的政治信息,如民众的抱怨等,因此,许多“内参”都被列入保密范围,不得随意扩散。在过去,中共的“内参”体系主要由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组成。尤其是新华社,至今仍维持着最为重要的高层决策所依据的“内参”体系,包括《参考要闻》、《国内动态清样》、《内部参考》、《内参选编》、《参考清样》等。20世纪90年代后,中共决策系统中的这一“内参”制度进一步发展,除了新华社、《人民日报》、《求是》等官方媒体拥有正式向中央决策层报送的数十种“内参”外,中央多数部委也各有其定期或不定期向中央决策层报送的行业性和部门性“内参”,一些重要智库如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党校、中央编译局、国家行政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都各有其多种“内参”直接报送中央决策层。一些地方政府近年来也开始建立自己的“内参”体系,作为地方党政机关了解当地民情和制定地方政策的重要依据。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内参”中反映民众意见和需求的内容日益增多,而决策者经常在重要的“内参”上就一些具体的问题作出“批示”,作为对民意的一种回应。

(作者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群众性政治活动”是脱胎于原先的政治运动的中共特有的民意收集机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密切联系群众,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是中共至今仍声称坚持的优良传统。中共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时,屡屡通过群众性政治运动来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曾经获得极大的成功。1949年执政后,中共继续了这一政治传统,更加频繁地发起了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包括“土地改革”(1947—1952)、“镇压反革命”(1950—1953)、“三反五反”(1951)、“反右”(1957—1958)、“人民公社”(1958)、“大跃进”(1958—1960)、“社会主义教育”(1962—1966)、“四清”(1963—1966)、“文化大革命”(1966—1976)、“批林批孔”(1974—1975)、“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1975—1977)等。但是,这些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性质逐渐发生了重要变化。自“四清”开始,它们事实上已蜕变为阶级斗争或政治斗争的主要工具。历次政治运动,均造成了难以计数的冤假错案。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吸取过去群众运动的教训,力图在恢复其作为联系群众纽带的同时,避免大规模的政治斗争,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因此而成为“群众性教育活动”。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历届新任中共领袖都发起过多次这样的群众性教育活动,从“三讲”(即1996年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作出决定,对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进行一次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为期三年)、“保先”(即2004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为期一年半),到“科发”(即2008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分批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为期一年半)、“创先争优”(即2010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中深入开展“争先创优”活动,为期一年半至二年),再到2013年下半年启动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这些“学习实践活动”或“教育实践活动”虽然不再像过去那样广泛发动群众搞“人人过关”,但仍然声势浩大。例如,“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涉及了7,500多万党员和370多万个党组织[6]。所有这些“教育活动”,除了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自我批评、自我教育外,另外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在活动期间专门听取普通党员和其他民众的意见,然后根据这些意见提出具体的“整改措施”,并向本部门或本地区的民众作出“公开承诺”,在一定期限内完成这些“整改措施”,接受民众的监督。这些“整改措施”和“公开承诺”,实际上就是基于民意之上的决策[7]。

——“信访”(人民来信、来访的简称)是目前中国最普遍的民意表达机制。中国的信访制度也由来已久,早在1951年,当时的中央政府就颁布了《政务院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但那时信访制度的主要职能是接收各地群众给中央领导和中央领导部门的来信,这被当作中共联系群众的一种形式。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信访的职能发生了实质性变化,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民意表达和收集制度之一。1995年,国务院正式颁布《信访条例》;2005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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