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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突发事件,沉默的螺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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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突发事件,沉默的螺旋

进入专题: 网络公共事件   突发事件   过程分析  

社会性突发事件是当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集中呈现,也是近年来媒体报道的热点,出现了维权、舆论监督、争议、泄愤、群体冲突等新型事件,并具有非物质性损害等特殊破坏力,应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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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光清 (进入专栏)  

社会性突发事件;媒介再现;传播特征;社会问题;媒介;矛盾;成因;公共卫生事件

顾金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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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突发事件是由社会矛盾或人为因素造成的突发性事件,具有显著的“人祸”特征。社会性突发事件是当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集中呈现,也是近年来媒体报道的热点,出现了维权、舆论监督、争议、泄愤、群体冲突等新型事件,并具有非物质性损害等特殊破坏力,应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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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突发事件;媒介再现;传播特征

    

  摘 要:近年来,中国网络公共事件发生频率很高,已经成为中国面临的需要及时处理和认真应对的一种特殊类型的公共危机事件。网络公共事件表现出非常显著的突然性、动态性和不确定性,并且其演变过程有着自身独特的逻辑,与其他类型公共危机事件的演变逻辑有很大差异,这是应对网络公共事件异常棘手和困难的重要原因。运用过程分析方法,可以将中国网络公共事件分为引发、展开、变化和消退等四个阶段,以便探讨其演变轨迹的内在逻辑及其影响因素,从而提高处置网络公共事件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突发事件是近年来广受社会关注的显性公共议题。根据2006年我国颁布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常见的突发事件有四个类别: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这四类中的后三类,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因或多或少地具有社会成因,与决策失误、管理不力、监管不到位等人为因素相关,常被视为社会性突发事件。社会性突发事件的人为性特征,使它与事件发生后的追责、处置、应对等具有密切相关性,成为当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集中呈现,成为影响当前社会稳定的社会难题,也是近年来媒体报道的热点。

   摘要:“沉默的螺旋”理论受到了网络与信息技术革命的很大挑战,网络社会甚至出现了“反沉默的螺旋”现象。但现实社会中的仇腐仇官现象以及网络环境所形成的类似意见气候,集中体现为群体无意识或非理性行为以及群体极化,导致大量的网络群体性事件,说到底仍是“沉默的螺旋”效应在网络社会的现实反映,亦给各级政府妥善应对此类事件带来了很大挑战。唯有强化源头治理、规范网络行为、重塑网络意见环境,并建构起立体多元的媒体传播渠道与受众整合机制,巧用各种传播技巧,各级政府才能妥善应对网络群体性事件,使“沉默的螺旋”成为积极、开放的“螺旋”。

  

一、基于“人祸”的社会性突发事件

   关键词:沉默的螺旋;群体极化;网络群体性事件

  关键词:网络公共事件;突发事件;过程分析

所谓社会性突发事件,国内最早提及的文献是1996年1月王保平在《新闻爱好者》杂志上发表的《搞好社会性突发事件的报道》,“在新闻报道中,我们经常遇到突发事件。突发事件分两类:一类是自然性突发事件,指由于自然原因引发的具有严重的破坏性和较大影响力的非正常事件,如自然灾害和非人为的重大交通事故、生产事故等;另一类是社会性突发事件,指由于各种社会矛盾引起的对社会具有强大的震撼性和破坏力的非正常事件。”[1]这一概念是依据突发事件的成因,区分为“由于自然原因”和“由于各种社会矛盾”两大类,在比较的基础上进行划分,但对“各种社会矛盾”缺乏细致的阐释和解析,因而外延显得比较模糊。

    

  

有类似观点的还有薛澜,他把紧急事件分为两种,第一种是自然灾害与事故,第二种是社会的集团性冲突,主要是指集体行为。这一划分标准与前者不同,一种着眼于事件成因,另一种着眼于事件主体。由于划分标准不统一,外延依然不够明确[2]。

   近些年我国爆发了大量的网络群体性事件,从杭州飚车案、湖北“邓玉娇”案到上海“钓鱼执法”案、药家鑫案,再到郭美美、“表叔”、“房叔”、“坟爷”以及各类“门”事件,网络使得很多突发事件甚至小事情演变成为各级政府疲于奔命的复合型公共危机事件,甚至出现网络集群事件与现实群体性事件交互强化,然后复杂化、恶性化、扩大化发展的趋势。而其中值得关注的是,“沉默的螺旋”现象在网络舆情中的突出表现。“沉默的螺旋”理论的核心思想是个人对意见环境的感知促成了舆论的形成。作为传播效果理论中的基础理论,它曾被认为是大众媒介下社会舆论形成的一般规律,一直受到传播学界的广泛关注。近些年来群体无意识或非理性行为导致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大量出现,说到底仍是该理论在网络社会的现实反映。“沉默的螺旋”将在网络传播中持续扮演重要角色,给各级政府应对网络群体性事件带来更大的挑战,也提醒着我们对这一理论和网络传播现象的解读不能囿于常规,而应随着网络社会的发展与时俱进。

  作者简介:熊光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 (北京 100029)。

学者刘建军也把突发事件分为两种:“一种是自然性突发事件,即由不可抗力造成人们难以预料的天灾人祸;另一种是社会性突发事件,在社会生活中突然发生的严重危及社会秩序、给社会局部或整体造成重大损失的事件。”[3]这种区分方法兼顾了成因和后果两个维度,在危机产生因素的划分上,更加强调突发事件产生原因的人为性因素,即由自然力还是由社会力导致。这样的区分边界更加清晰。

    

  

其后,朱力在对突发事件的概念、要素与类型进行充分的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对社会性突发事件的内涵、外延及其与自然性突发事件的区别上进行了更为详尽的梳理。他在将社会性突发事件定位于社会安全型事件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了“大社会安全”的概念,把自然灾难、事故灾难和公共卫生事件以外的事件都看作社会安全类事件。在此基础上,他又将社会性突发事件分为四大类,即经济型事件、政治型事件、文化型事件和社会治安型事件,并对自然灾害类突发事件和社会性突发事件在事件发生的原因与责任、责任指向及可能后果、是否涉及社会核心价值理念、是否有对抗性及爆发的强度和烈度等问题作了细致的区别[4]。朱力的这一研究,不仅以责任在不在“社会的管理者”为界区分了两类突发事件,而且将社会性突发事件的成因更加具体和准确地指向“基层政府和管理者”,对当前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产生的原因和过程及其背后的社会心理等具有很强的解释力,社会性突发事件的内涵和外延由此更加明晰。

   一、“沉默的螺旋”效应在新媒体语境下的发展

  一、网络公共事件:概念、特征与类型

二、“报道热点”:转型期社会问题的媒介再现

   二十一世纪的大众传播,最显著的一个变化就是以网络传播为代表的传播革命带来的大众传播效果的变化,使得某些传统传播理论与很多传播现象产生了脱节现象。“沉默的螺旋”理论一定程度上也是如此。

  

2001年7月17日,广西南丹县大厂矿区发生特大透水事故,共造成81名矿工遇难。事故发生后,矿主与南丹县、河池地区有关领导采取各种手段,对事故进行瞒报。后在新闻媒体的坚持下(包括中央驻桂新闻单位和广西当地媒体的记者)真相才得以揭开,这起人为事故的相关责任人才受到处罚。“南丹事件”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是一件典型的社会性突发事件,更在于作为较早被媒体曝光的“突发事件”所具有的开创性意义:由这一事件引发的“媒体揭露和反映灾难是帮忙还是添乱”[5]“人民有没有对事故的知情权和监督权”[6]等问题的争论,使我国的灾难报道由此进入到一个相对开放的时代,舆论监督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得到认可。自“南丹事件”之后,社会性突发事件不再是新闻报道的“雷区”和“灰色地带”而逐渐成为“报道热点”。这既是社会转型期问题高发的现实投射,也是具有社会监督功能的传媒的必然选择。

   (一)“沉默的螺旋”理论的基本观点

  1.概念

作者对2007年以来人民网《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发布的网络热点事件排行的分析发现:突发事件在“热点事件”中占据的比例很高,其中,社会性突发事件又居于绝对多数地位,是近年突发事件报道的主体,并呈逐年上升趋势。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新的技术赋予了媒体更为强大的报道能力,另一方面,也与我国特殊发展进程中各种社会矛盾易于集中爆发的现实有关。罗列2007年以来的新闻热点事件,我们对社会性突发事件的上升和高发趋势可能会有更为直观的感受[7]。

   “沉默的螺旋”一词最早见于伊丽莎白·诺埃勒-诺依曼1974年在《传播学刊》上发表的一篇论文———《重归大众传播的强力观》。“沉默的螺旋”理论主要包括三个核心观点:(1)个人意见的表达乃是一个社会心理过程。人们总是力图避免陷入孤立状态,对孤立的恐惧导致个体在意见表述之时会评估意见气候并采取相应的行为。(2)意见的表达和“沉默”的扩散是一个螺旋式的社会传播过程。占支配地位的舆论观点在传播过程中日益得到支持、愈显得势,形成类似于一种滚雪球般的放大效应;而少数人赞同的观点无人或很少有人理会,有时甚至遭到群起而攻之时便会逐渐沉默下去。一方意见的“沉默”导致另一方的增势,使“强势”意见更显强大,这种强大反过来又迫使更多的持不同意见者转向“沉默”。如此循环往复,便形成一方独大而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发展过程,即“沉默的螺旋”现象。(3)大众传播可通过营造“意见环境”来影响和制约舆论。根据诺依曼的观点,舆论的形成不是社会公众“理性讨论”的结果,而是“意见环境”的压力作用于人们惧怕孤立的心理,强制人们对“优势意见”采取趋同行动这一非合理过程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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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沉默的螺旋”理论,社会舆论的结果往往会形成多数无知的群体心理现象,即“一个偶然的契机,可以让这些原本散处于四面八方的人同时凑在同一个场所,这时候这群人就立即表现为同一种心理特征,他们的行为再也没有什么区别了”,②最终逐渐导致每一个人个性的消失,形成一致的话语体系。由此可见,尽管“意见环境”的形成来自所处的社会环境与大众传媒,然而它对信息传播的影响更大,甚至可以通过“意见环境”的营造达到影响和制约舆论之目的。

  互联网为中国网民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参与途径、组织渠道和动员平台,它所具有的开放性强、互动性高和去中心化等特点极大地激发了网民的参与热情和兴趣。特别是,年青人很容易认识到,政府通过对公民的操纵使之难以逃脱对政治权威的依赖,因而,他们往往通过网络政治参与来表达他们对政府控制的不满。[i]这样,互联网作为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成为中国社会舆论的重要阵地。在许多中国网站中,网民们经常对一些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进行热烈讨论或激烈辩论,并会经常曝光“黑幕”和“丑闻”。这导致一些现实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以网络公共事件的形式在互联网中迸发出来,中国网络空间俨然成了中国社会的一个“出气孔”。

2007年以来突发事件数据综合

   (二)传播环境变化与“沉默的螺旋”理论的解释力

  

对近年来网络热点事件的研究发现:突发事件在每一年的热点事件中占据着一半左右的比例,且呈逐年增加趋势;在突发事件中,社会性突发事件又占据着绝对多数,是近年社会问题的集中呈现,其中公共安全类事件又占据了社会性突发事件的绝对多数,是当前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挑战,因此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在常规的突发事件之外,还有一些新型事件对于当事人来说也具有突发事件性质,其发生发展的突然性和传播扩散的迅速不仅会给个人带来毁灭性打击,而且也会影响组织形象,是近年来需要关注的另类社会性突发事件。

   “沉默的螺旋”理论自提出以来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但作为一个理论分析框架,“沉默的螺旋”在提出之时本身即存在某些不足,如对信息传播过程中个人的相关性缺乏足够的关注,而且诺依曼从未在经验上证明她的理论假设,即害怕孤立会促使人们附和式发言。更关键的是,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到来,网络信息技术与传统传播的技术基础、意见环境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近年来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日益增多,也有学者开始把这一理论用来分析网络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从众心理以及网络舆情的传播规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转型所导致的社会结构变迁、信息技术革命的迅猛推进对“沉默的螺旋”理论形成了很大的挑战。归纳这些挑战,笔者认为主要表现为传播媒介、传播渠道、社会环境与技术革命以及理论逻辑基础的变迁。

  所谓网络公共事件,是指由特定突发事件引发,以互联网为主要活动平台,众多网民共同参与,围绕特定目标展开,形成强大的网络舆论,并对事件当事人或相关责任人、甚至整个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公共危机事件。网络公共事件的构成要素主要有:(1)有大量网民参与,是一种集体行动;(2)网络舆论是影响事态发展的重要因素;(3)有特定的议题和特定的目标,同一网络公共事件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议题和目标可能有所不同;(4)实际后果并不限于网络,会产生现实的社会影响。在有些公共危机事件中,网络仅仅只是作为信息传播的渠道和工具,网络舆论并不是主导事件演变的重要因素,这类事件就不是典型的网络公共事件。

三、社会性突发事件的新型传播特征

   1.信息传播媒介、传播渠道、社会环境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使“沉默的螺旋”理论的社会基础发生了改变。该理论最初提出的环境是传统媒介盛行之时,在当时的“意见环境”下信息的发布者和接受者具有相对明确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属性,信息传播的媒介、渠道、技术都比较简单,单向性特征明显。而以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传播革命使得网络媒介的“意见环境”与之截然不同。众所周知的是,信息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信息的传播者同时也是信息的接受者,个体既是信息的传播源、传播媒介,同时也是信息的接受者和处理终端,信息立体多元、多维的传播扩散,形成的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扩散式的超大舆论场。“数字化生存”甚至“微博化生存”时代的到来使得网络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必需品,而大众麦克风时代的到来则使得人人皆可成为信息传播的中心和焦点,这与传统媒介状态下的“意见环境”显然也是不同的。而且,《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12月底,中国网民数量已达到5.64亿,互联网络普及率达到42.1%,微博用户达到了3.09亿。网络日益成为大量网民获取、传播和反馈信息的首选方式,其对现实社会的传导和影响日益凸显。

  

在新媒体环境下,社会性突发事件的传播表现出许多新的特征,基于社会阶层分化和利益冲突的各种社会矛盾在媒体上的集中呈现,最突出的外在特征就是各种舆论和社会情绪互动之下的“热点事件”,由个别、局部、偶然性因素发难的新闻事件经由媒体和公众的相互推动,在传播扩散过程中出现“扩音效应”,最终导致新闻事件被不断“放大”,并增加了突发事件解决应对的难度,影响了社会稳定。

   2.文化与信息的多元化是网络社会以及舆情传播的突出特征,与诺依曼当初提出“沉默螺旋”理论的意见环境也迥然各异。与传统媒介相比,网络传播的互动性和主动性都大大增强,媒体传播的受众从以往被动接受、被动反应的一方变为了主动、甚至是主导的一方,言论的自由度和开放度超过历史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多渠道的信源、自由化的表达、多元化的传播形式和公民意识的觉醒都让受众在网络社会中成为了一定意义上的“自由人”。恰如罗尔斯所指出的,“要实现良序社会,还必须同时明确多元性、多样性是民主社会公共文化的永久性特征,各种合乎理性的统合性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将会产生各种相互冲突、互不和谐但更多的又合乎理性的多样性,并将长期共存”,当前网络社会中文化与道德的多元主义趋势非常明显,因而“意见环境”的影响就被弱化,且受众的目的也不一定是为了从社会获得某种支持和肯定。诺依曼之前的理论依据———心理学上的“个人害怕被孤立”的心理作用在这种虚拟社会中自由表达并坚持己见,且对自己不属于多数人的意见时不再保持沉默的行为进行解释之时,其解释力自然会被削弱。

  “网络公共事件”和“网络群体性事件”是两个关联度很高的概念。“网络公共事件”这一概念的使用频率比“网络群体性事件”要低,更多学者倾向于使用“网络群体性事件” 这一概念。但是,与“网络群体性事件”这一概念相比,“网络公共事件”更加中性。群体性事件往往带有明显的对抗性,并在一定程度上会对社会秩序造成冲击。部分网络公共事件具有对抗性,但是,也有不少网络公共事件不具有这种特性,例如:虐猫事件(2006年)、拜金女事件(2010年)、小悦悦事件(2011年)、杨喜利事件(2011年)等,这些事件主要是引发了人们对同类社会问题的反思或者类似不良社会现象的鞭挞。这样,由于语义倾向的缘故,网络公共事件包涵的范围也就更广一些,可以包涵那些不具有对抗性的网络突发性事件。

1.维权、监督、争论、泄愤、群体:新型事件不断出现

   3.网络信息传播的虚拟性、流动性、匿名性和无边界性,减少了网民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的顾忌。匿名、虚拟、自由、快捷、海量信息无疑是互联网的关键特征,因为网络的匿名性,网民在网络中进行个人意见表达或想法的阐述时就不用像在相对固定的社区中那么犹豫、徘徊,各种不同的意见也容易出现,并可能形成“反螺旋式”的意见导向,即原来属于多数的一方意见向原本属于少数的一方流失,甚至形成和之前完全相反的状态,是对“沉默螺旋”理论的一大挑战。而且由网络流动性和匿名性带来网络言论的重复率高、不实言论增多,大量相似雷同的意见堆砌,使得受众更容易在易倦的网络环境中选择少数的但精辟的意见或观点,从而反证了“沉默的螺旋”理论。特别是某些意见领袖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提出的独特见解,更容易形成新的舆论导向,即所谓的意见环境的转换,虽然占“少数”然而却可能导致“沉默的螺旋”被反证。这是诺依曼当初提出该理论时的传统媒介中很难出现的现象,却在网络舆情的传播中经常出现,对该理论的传统基础带来了新的挑战。

  

研究2007—2013年以来每年“跻身”年度热点的63件社会性突发事件的类别和问题指向发现,我国近年社会性突发事件的发生发展,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除了传统的灾难事故、食品安全、公共卫生和公共安全类事件之外,还出现了一些借助新的媒介平台、具有不同诱因和特殊问题指向的事件。除了利比亚政局、钓鱼岛与反日游行、黄岩岛与南海局势等事件属于国际争端问题之外,多数事件矛头指向当前国内的各种社会矛盾,冲突和争议为其突出特征。本文作者把剩余的59件社会性突发事件归纳为以下几种新的类型:

    

  2.类型

权益维护型。维权型事件在社会性突发事件中占有较高的比例,它往往以公民的自我权利意识为基础,通过“极端”手段或方式表达个体或群体利益,吸引社会关注,从而实现维权目的。个体如安徽张高平、张辉叔侄冤案,湖南上访妈妈唐慧案,河南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四川成都唐福珍自焚案,各种冤假错案的追讨、职业病的救治和补偿、正当权益受损后的维护等;其次为指向某一行业或市场、组织等对公民普遍利益的侵害,如“皮革酸奶”“中石化天价吊灯”“百万酒单”对照下的个股股价下跌、各种食品物品和水电煤气的“涨价”等。这些事件往往借助新老媒体互动,特别是利用新媒体平台“发声”和“发酵”,迅速“扩音”为重大社会性事件。维权型事件常常带有舆论监督色彩,但其事件动因更多在于公民维权。

   二、“沉默的螺旋”的新现象与网络群体性事件

  

舆论监督型。这类事件近年呈上升趋势,典型表现为“网络反腐”。它以公民政治参与意识增强和新媒体的渠道便捷为前提,通过对政府部门、企业组织或个人突发性事件中违规违纪行为的曝光和批评,达到监督公共机构和公务人员行为、规范公共道德和公共秩序、调整社会利益分配和公共政策等目的。典型事件如指涉公共政策、公共机构的多地发生的PX事件、“郭美美事件”,各种“城管打人”事件,指涉公职人员的各种“不雅视频”、诸多的“微博实名举报”、广西“日记门”、江苏“微博开房”、上海“法官集体嫖娼”以及各种“房姐”“房妹”“表哥”“表嫂”“车叔”“证叔”等,指向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的“动车追尾”“火车站暴恐”“公交砍人”“毒奶粉”“问题疫苗”“染色馒头”等。这些事件往往因局部、偶然的问题“曝光”,产生“连锁反应”,形成对公共政策、公共道德、公共行为、公共秩序等多层面的监督、审视、争议和反馈,并最终上升为影响巨大的公共事件。

   显然,随着传播革命和“意见环境”的变迁,“沉默的螺旋”理论所创立之时的社会基础与内在逻辑都受到了网络等新媒体的极大挑战,有学者据此提出网络时代“沉默的螺旋”的终结。但笔者的观点是以网络信息为核心的传播革命并不能彻底终结“沉默的螺旋”现象,更不代表“沉默的螺旋”理论的完全失效。随着社会的变迁,“沉默的螺旋”理论应被赋予时代的新内涵,具有新的个性和表现形式。如谢新洲所指出的,在网络空间,社会孤立的动机并没有消失;网络群体对个人意见的压力作用方式有所变化,强度相对减弱,但其影响依然不容忽视;从众心理的动因继续存在,从众现象依旧普遍。沉默的螺旋现象在网络间并没有消失,只是其表现形式出现了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幻的螺旋”有可能是“向上循环的螺旋”、“上下反复循环的螺旋”,也可能是“发散式螺旋”、“聚焦式螺旋”。但在当前网络社会仇腐仇官现象突出的意见环境中,总的来说,“沉默的螺旋”的发展新趋势与网络群体性事件具有较为紧密的联系:

  根据网络公共事件所指向的问题和所要达到的目的,可以将近年来发生的网络公共事件分为曝光型、泄愤型、抗争型、反思型和其他类型等几种(如表1所示)。

观点冲突型。这类事件往往以突发事件为诱因,触及公共道德、社会规范乃至法律和主流意识形态层面,体现为不同立场和观点的争论,如“邓玉娇算不算正当自卫”“方舟子算不算打假”“老人跌倒要不要扶”“夏俊峰刺杀城管该与不该”等,带有多元社会“思考”和“分辨方向”特色,是社会成长过程中的“阵痛”“微调”和“匡扶”现象。

   (一)“沉默的螺旋”表现形式多样化,更易于诱发网络群体性事件

  

情绪发泄型。因个体权益受损或心理失常失衡,以个人情绪发泄和报复社会为目的,通过对并无直接利益相关的不确定对象的侵害,造成对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的破坏,典型事件如刚刚发生的“四川宜宾公交燃烧致1死77伤”事件,其他如安阳“公交车砍人”、厦门“公交大火”、上海“杨佳袭警”、福建“校园袭童”等。这类事件以极端的破坏性、巨大的社会负面影响和不可预防等为特征,造成广泛的社会恐慌和形成不良社会示范。

   网络信息传播的迅捷性、多线性、多变性和无边界性使得网络环境中“沉默的螺旋”表现形式多样化且其时效性和影响力扩展的更迅捷,更易于在极短时间内形成“沉默的螺旋”和非理性的从众现象,但也可能在下一个时间内出现“反沉默的螺旋”现象。如著名的“范跑跑事件”,从一边倒的网络舆论攻讦和道德审判,再到相对理性、客观的分析和对“伪道德”的反攻讦,实质上就实现了从起始阶段的“沉默的螺旋”到后续阶段反“沉默的螺旋”的转变。因此,“沉默的螺旋”现象在今天的网络社会中并没有消失,只是具有不同于传统媒介意义下的“沉默”方式。事实上诚如阿希的从众试验所表明的:只要是在阿希的实验情境里,由于群体压力的存在,即便是弱智的错误,人们也会趋之若鹜,从而必然产生从众行为。网络社会中同气连枝的意见环境特别是仇腐仇富仇官现象更易于形成网络群体性事件,“其基本特点与理性或智慧无关,而是几乎完全受着无意识动机的支配”。特别是在贫富分化、两极分化、社会缺乏基本公平和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匮乏之时,便捷、高效、低成本的网络迎合了绝大多数网民意见表达的需要,无疑更易于诱发网络群体性事件。

  (1)曝光型。曝光就是网友通过新闻跟帖、网络论坛、博客、微博、短信等形式“曝”、“晒”腐败分子的腐败行为,或者不良之徒的恶劣行径。这种曝光往往能够引起纪检部门的注意,并使腐败分子和不良之徒受到惩治,从而达到惩治违法犯罪行为的目的;或者使他们受到网络舆论和社会舆论的广泛谴责。近年来,网民们利用网络平台曝光了不少腐败问题,从而使许多腐败分子或不良之徒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也激励了更多网民与不法行为进行斗争的勇气。

群体性事件。基于社会阶层利益分化和认同危机的群体性冲突,常常因为个别阶层利益表达不畅、不同群体间沟通受阻和各种谣言、流言推动,个体偶发性事件或局部利益冲突通过网上舆论动员和网下组织发动而上升为群体性冲突。典型事件如广东“乌坎事件”、四川“什邡事件”、山西神木“围堵县委书记事件”等。这些事件,因为参与主体众多、形成原因复杂、利益协调不易等,表现出更多的结构复杂性,其舆论关注程度和可能的社会负面影响更大,是近年来影响社会稳定的典型事件和典型问题。

   (二)“沉默的螺旋”的作用域不断扩大,使网络群体性事件复杂化

  

2.我不认识你:“无直接利益冲突”型事件呈增多趋势

   网络环境具有较大的流动性和匿名性,使得诸多舆论和舆情的产生具备了不可预测性和无意识性,而其发生的机制却符合“沉默的螺旋”理论的内在逻辑和发生过程,只是发生的场域不再仅限于现实生活,也不囿于网络世界,更多的是二者的相互影响和动态传导。因此,传统媒介与网络媒介的结合更容易引发网络群体性事件,而且某些突发事件易于与网络相结合迅速的演变为重大的复合型公共危机事件,多元目标诉求和动员、组织、策划途径、媒介的多样性和多变性往往使事件更加复杂化。所以,网络环境中的“沉默的螺旋”似有了自己的灵性一般,不断地扩展着其所能产生作用的场域,充当着现实社会和网络世界的联络纽带和桥梁,深刻的影响着现实社会特别是给政府网络治理和媒体危机应对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对政府的网络治理创新亦形成了一定的倒逼效应。

  (2)泄愤型。泄愤型网络公共事件是网民本着正义感和社会良知,对他人或者自己遭遇的不公正与不合理境遇,通过互联网进行情感宣泄或者谴责讨伐而引发的网络公共事件。在中国,互联网既是一种新的媒体形式,也是一种新的联系方式。它不仅能够通过人与人的交流来疏通社会不满情绪,而且有助于促进新的社会组织的形成。[ii] 因此,网络很容易成为网民宣泄不满情绪的空间。这类事件一般都有煽情倾向,以蒙冤叙事、悲情叙事、苦难叙事、情感渲染和道德谴责等“社会剧场”手段作为话语策略,具有较强的感染力和煽动性。虐猫事件(2006年)、王菲网络暴力事件(2007~2008年)、杭州飙车案(2009年)、“我爸是李刚”事件(2010年)、西安药家鑫案(2010年)等事件发生和报道后,网民表达出非常强烈的愤怒情感,网络舆论对事件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谓“无直接利益冲突”,是指社会冲突的众多参与者与冲突事件本身并没有直接的利益诉求,而是因曾经遭受过不公平对待,长期积累下不满情绪,感觉到自己是显在或潜在的被权力迫害者,于是借机表达、发泄不满情绪而出现的冲突[8]。“无直接利益冲突”型事件的典型体现是各种“泄愤型”事件和群体性事件——各当事人之间并无直接的利益往来,甚至没有任何的人际交往,彼此根本就不认识,只是为了个体泄愤或群体利益表达。于建嵘教授认为“社会泄愤事件”有三个突出特征:一是事件参与人与事件本身无关;二是行为目的只是要发泄心中的怨恨;三是现代科技,特别是微博等新媒体技术解构了权威信息,舆论呈现不易调控的特点[9]。作者对2007年以来国内重大社会性突发事件的研究发现:个体泄愤性事件逐年增多,重大恶性事件不断发生,袭警、杀童、医患冲突、公共场所暴恐等接连发生。群体性事件也具有很强的泄愤色彩,如“启东事件”中民众冲击市政府,攻击政府工作人员,扒市委书记衣服。在互联网上,几乎所有的社会性事件都伴随着网民无定向的情绪发泄。单是2013年以来,引发全国性舆论关注的重大泄愤性事件就有厦门中年男子陈水总在快速公交上纵火导致47人死亡事件,山东农民冀中星因上访无门在首都国际机场引爆自制炸弹事件,河南安阳男子周江波公交车上持刀抢劫杀人事件。2014年3月发生的昆明火车站暴力恐怖事件为重特大恶性事件,犯罪嫌疑人和受害者之间均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这类事件的增加,不仅影响社会稳定,而且瓦解人际信任,恶化生活环境,有可能导致社会整体的道德水准下降。

   (三)“沉默的螺旋”现象失真,易于人为的诱导网络群体性事件

  

3.从财产、秩序到社会心理:社会性突发事件具有特殊的破坏力

根据社会心理学的观点,舆论是一种社会控制的机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3)抗争型。1978年以来,中国的现代化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这一进程也是利益分配不均与利益分化加剧的过程,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对立,并且很多问题非常突出,短时间内难以解决,由此导致社会抗争行动不断发生。由于一些公民相信集体抗争的行动模式更有可能获得成功,或者是因为合法途径根本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而使之别无选择,于是,他们寄希望于集体抗争形式。然而,依据中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大多数的集体抗争行为都是非法的。[iii] 这样,一些在现存制度框架下难以实施、组织或动员的抗争行动就通过网络进行实施、组织或动员,由此形成抗争型网络公共事件。

以“马航事件”为代表的社会性突发事件往往会引发舆论批评和公众不满,引发多层面的破坏性结果。其破坏力集中表现为由突发事件造成的公众行为习惯被打破、对突发灾难的防范缺失和事件发展走向不确定带来的应对困难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公众“安全感”受损。具体来说,这种破坏力可以概括为三个层面:物质和经济损失,如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等,造成公众实际的生活困窘;对公共秩序的破坏,如对社会政治生活的消极影响,社会正常秩序被打破,公众对公共管理者产生质疑和不信任,公众之间可能出现利益争夺等;对社会心理、社会文化的消极影响,如普遍的社会恐慌心理、人际信任度降低、阶层冲突和相互仇视[10]。社会性突发事件破坏力的特殊性在于“人祸”对人文精神的侵害,这种破坏更多地体现为非物质性损害,即更多体现在社会文化、社会心理层面,突出表现为政府公信力下降、社会互信降低、不同社会阶层间认同危机加剧、社会不满情绪蔓延、社会沟通和心理抚慰机制不畅等,上述五类新型事件的分析较好地验证了这一特殊破坏力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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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社会心理层面的破坏相对于物质损害,具有更大的危险性。美国学者萨德曼(P.M.Sandman)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危险性=危害+情绪愤怒。突发事件造成的破坏如果没有引起广泛的社会不满情绪,是不会造成危险的,如汶川地震,不仅没有造成危机,反而激发起全社会的爱心和民族向心力。只有在危害没有被正确处置,公众由此产生不满、怨恨、敌视等情绪以后,社会矛盾被显化和激化,社会管理才会面临危机和风险。这种非物质层面的破坏力,不易测量,不确定性因素很多,一旦产生就不容易消弭和修复,因此很难调控。特别是群体性和“泄愤性”等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目的性强,公众高度情绪化,原因复杂,涉及主体多,利益结构复杂,后果严重且预防困难。一旦发生,矛盾升级很快,发展走向难以预测,排查、处置、善后工作都存在很大困难;一旦达到一定的规模和程度,则可能产生颠覆性的破坏,需引起更大程度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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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反思型。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制度和道德对人的约束作用都在下降。在新旧体制的交替和转换过程中,旧的制度可能已经破除,而新的制度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在新旧制度之间衔接或配套不完善的地方也存在大量的制度缝隙和漏洞。因此,制度对人的约束和规范作用下降。同时,人们在追求物质利益和物质享受的同时,道德标准和精神需求下降,许多传统的道德观念开始丧失其约束和规范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失范、道德滑坡、情感冷漠、心理变态等问题变得非常突出,并出现了许多非常极端的案例。一些事件在网络空间中引起了广泛关注,引发了中国人深刻的反思。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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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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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其他类型。中国网络空间的自由度相对较大,并且中国网民参与的热情很高,许多行为、观念和想法一旦通过网络来表现,就可能演变成为网络公共事件。在这些事件中,有娱乐型和炒作型的,例如:艾晴晴事件(2006年)、拜金女事件(2011年)等引起了大量网民的围观,也有人因网络推手的运作或者网络炒作而一举成名,例如:天仙妹妹、芙蓉姐姐、凤姐、旭日阳刚等;也有利用网络对他人进行诽谤并造成严重恶劣影响的事件,如:“艾滋女”事件(2009年);有恶搞型的,恶搞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出现在中国网络空间中,一般包括各种形式的视频恶搞,它往往利用数字技术的转换功能,并通过网络的传播能力来产生广泛的影响[iv];还有一些其他偶发型事件,如:陈易卖身救母事件(2005年)、铜须事件(2006年),以及一些商业炒作事件。

[1]王保平.搞好社会性突发事件的报道[J].新闻爱好者,1996.

  

[2]薛谰,张强,钟开斌.危机管理——转型中国面临的挑战[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7.

  当然,应当说明的是,不少网络公共事件的目的和倾向具有多重性,例如:曝光型网络公共事件和抗争型网络公共事件发生后,网民表达的愤怒情绪往往非常明显,并会影响事态的发展,这一点与泄愤型网络公共事件的情况就有相同之处。此外,在一些网络公共事件的演变过程中,不同阶段,其议题和目的也会发生改变。这样,单纯的某种类型的网络公共事件可能很少,大多数的网络公共事件具有一定的混合型。

[3]刘建军,朱喜坤.思想政治教育在应对突发事件中的作用//[M]冯惠玲,主编.公共危机启示录——对SARS的多维视角.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4]朱力.突发事件的概念、要素与类型[J].社会学研究,20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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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任桂瞻.评论:媒体揭露和反映南丹矿难是添乱还是帮忙[EB/OL].人民网,2002-09-10.

  

[6]任桂瞻.南丹事故述评:人民拥有事故的知情权和监督权[EB/OL].人民网,2002-09-11.

  3.特征

[7]资料的数据来源:人民网各年度的《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

  

[8]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无直接利益冲突[EB/OL]..

  网络公共事件表现出明显的突然性、动态性和不确定性。正是由于网络公共事件表现出这几方面的特征,明确和掌握网络公共事件的演变逻辑,才可能在网络公共事件发生后,进行恰当疏导、处置和化解。

[9]于建嵘.当前中国的社会稳定与公共安全[OL].齐鲁大讲坛,2010-10-23.

  

[10]秦启文.突发事件的预防与应对[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48-64.

  (1)突然性。网络公共事件的爆发往往具有突然性,大多出乎意料,发生之后迅速扩展和升温,在很短时间内引起网民的广泛关注。互联网与传统媒体在信息传播渠道和形式上有着本质区别,网络信息能够快速扩散,形成“井喷式”的信息传播。信息通讯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交往模式的改变,不仅消解了传统媒介在信息传播中单向式的、中心化的话语权威;更重要的是,它赋予了交往主体前所未有的自由与平等,建构了一种自由表达的机制。在自媒体(we the media)[v]时代,每一个网络参与者都不再是单纯的信息接受者,他们转变为既是信息的接受者,又是信息的传播者,每一个人都能够独立获得信息和发布信息,网络信息的传播速度非常迅速,并且具有极强的放大效应。这样,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能够迅速形成强大的网络舆论,如决堤洪水汹涌而来,很快刮起一场舆论旋风,并有可能吸引传统媒体及时跟进,从而引发网络公共事件。

  

  (2)动态性。网络公共事件往往表现为一个过程,在时间上是一个时间段,而不是一个时间点,极具动态性。网络公共事件发生后,它会继续展开、变化、以至消退,存在一个活动周期。本文把网络公共事件的演变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即:引发阶段、展开阶段、变化阶段和消退阶段(见图1)。由于网络公共事件具有极强的动态性,它就很难象其他突发事件一样,根据发生时的影响范围、规模大小和严重程度进行量化与分级,并以此确定应急响应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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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不确定性。与网络公共事件的动态性相关联,网络公共事件在演变过程中,具有极强的不确定性。它一旦发生,就很难控制,无法预测它会产生多大影响;并且,由于各种意想不到因素的影响,它涉及到的问题和议题,甚至事件性质都可能发生很大的变化。特别应当注意的是,网络公共事件发生后,如果应对失当,就极可能引发更深的危机。当前,许多网络公共事件中网民都表现出明显的“仇官”、“仇富”倾向,官方发布的消息往往很难获得网民的信任,一些官方信息甚至成为网民攻击的新目标,从而使网络公共事件掀起新的高潮。同时,还有一些事件,由于网络中存在大量的不可控因素,甚至可能走向网络动议相反的目标。例如,在陈易卖身救母事件中,陈易的出发点是希望通过网络募集母亲治病的钱,来治好母亲,却造成了母亲不幸死亡的悲惨结局。

  

  二、网络公共事件的引发

  

  一般来说,网络公共事件都是由特定的突发事件引发的。当前,中国已经进入突发事件的高发期,诱发突发事件的因素很多,突发事件频繁发生。尽管网络公共事件大多由突发事件引发,但是,通过对近年来发生的网络公共事件的观察,可以发现,突发事件的严重程度与其引发的网络公共事件的严重程度并没有对应的关系。更明确地说,(1)并非只要出现突发事件就会引发网络公共事件,也并非严重的突发事件就会引发严重的网络公共事件;(2)有时涉及当事人很少、看似危害不太的突发事件,甚至有些不能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列入突发事件处置范畴,或者说不是严格意义的突发事件,却会在网络中引起轩然大波,引发严重的网络公共事件。[vi]那么,在一个突发事件频繁发生的时代,什么样的突发事件才会引起网民的广泛关注从而可能引发比较严重的网络公共事件呢?

  

  可以说,引发网络公共事件的突发事件具备的最基本要素就是:具有象征意义、能够激起网民的集体认同[vii]。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事件定义的主动权归属,众多网民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和需要来对事件进行“定义”,从而建构事件的象征意义。在社会建构主义看来,对某些事件的意义与理解是相关社会群体互动和对这些社会符号形式进行解释、协商的结果。[viii]在具有开放性、平等性和互动性的网络空间中,只有具有象征意义的典型突发事件才能引起网民的广泛关注。杨国斌认为,符号政治是中国网络行动的必备条件,没有象征性的政治事件发生,网络行动也很少会发生。[ix]

  

  如果具有象征意义的典型突发事件蕴含的象征意义与特定的社会背景或者文化传统存在契合关系,就非常容易激发网民的集体认同。根据社会建构主义理论,意义的建构内植于社会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并且与特定的时间和场域密切相关。[x]事实上,网民与特定突发事件往往并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或者利害关系,他们之所以选择参与,是因为这一事件在特定的时间和场域中经过网民互动进行的意义建构,被赋予了一定的象征意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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