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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群体性抗争行动,群体性事件【一分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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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群体性抗争行动,群体性事件【一分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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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科和学术的发展与进步,离不开核心概念建构的基础性工作。“群体性事件”作为当今中国耳熟能详的词语,已引起学人日益广泛的关注和研究。不管是有关社会冲突研究,还是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研究,或者抗争政治研究,“群体性事件”都是一个无法绕开、也不能绕开的对象。本文拟在对学界相关研究进行综合述评的基础上,对“群体性事件”这一概念进行学术化梳理和辨析,意欲回答“群体性事件”可否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及其类型和性质等问题。

  目前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我国转型期社会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群体性事件频发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最为突出的问题,成为中国社会风险的信号。群体性事件一方面破坏性很大,对抗性很强,暴烈程度不断上升,暴力化倾向越来越明显。给国家、集体、个人造成人身财产方面的重大损失,而且直接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破坏社会和谐与政治稳定,产生极大的不良社会影响。但另一方面,群体性事件目前处于“不可预测”、“防不胜防”、“乱哄哄”的状态①。很多群体性事件在发生之前没有任何征兆,发生之后迅速升级,以至失控。在整个过程中,政府连协商、谈判的对手都找不到。为什么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具有如此的突发性和不可预测性。笔者认为,这些现象集中反映了目前群体性事件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无组织化”。

  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驶入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与此同时,一些深层次的社会矛盾也在不断积累和暴露:利益失衡、分配不公、腐败盛行、权力失控等社会政治问题日趋严重。这些问题最后汇聚成一股空前的群体性抗争行动热潮。可以说,社会稳定问题已经成为今日之中国社会的一个全局性问题。

  

  

  

  一、“群体性事件”称谓之由来

  一、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内在规定性

  一、群体性抗争行动的类型

  

  

  

  自新中国建立以后,国内对民间所发生的群体抗争事件有了不尽一致的称谓。一般地,对建国前的民众抗争行为,一般给予相对正面和褒义的表述,如“起义”、“暴动”、“革命”、“罢工”、“民变”等。而对建国后的民众抗争行动,则多以相对负面的表述,不过,对其中涉及数人以上的聚众性行动,近60余年来实际上经历了表述方式的细微变化。这里以“群体性事件”为例,考察其话语表述方式的变化。

  十余年来,群体性事件呈现高发态势,2005年发表的《社会蓝皮书》表明,从1993年到2003年间,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2005年,社会抗争的数量与规模进一步扩大,总共发生了8.7万起15人以上的群体性事件,比上一年增加了30%多,平均每天近250起②。而从2006年到现在,群体性事件的数量又增加了1倍③。2009年至今,群体性事件的数量有增无减,且参与人数、规模和对抗形式等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在这些庞大的抗争事件当中,万人以上的抗议活动明显增加。社会抗争分布的范围十分广泛,涉及工业、农业、商业、教育、医疗、卫生、环保等各行业;从地理分布上看,社会抗争同样表现出明显的广泛性,不论是落后地区还是发达地区,农村还是城市,不同程度的抗争时有发生。与此相对应,社会抗争的参与主体呈多样化特点,涉及工人、农民、城市居民、个体业主、退伍军人、退休人员、教师、学生等各阶层人员。我国社会安全形势十分严峻,而且情况比较复杂。

  对群体性抗争行动类型的划分可以选择不同的角度,角度的选择与研究者关心的问题有关。当代中国的抗争行动是在社会转型的政体框架下展开的,因此,有两个问题可谓焦点:一是转型社会为群体性抗争行动的合法渠道提供了甚么样的结构性规定与限制?二是在这种结构性条件的制约和刺激下,群体性抗争行动的组织手段和动员方式有甚么样的差异?我们据此可以确定对当代中国群体性抗争行动进行分类的两个维度:行动的合法化程度与组织化程度。

  近年来,国内已有学人考察“群体性事件”及其相近表述的历程变化。得到多人认可的说法是“五个阶段论”的说法,已被一些教参资料所接受。如王彩元、马敏艾和李颖[1]主编的一部教程认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对群体性治安事件的认识和界定”主要经历了五个演变阶段,即: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称“群众闹事”;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至80年代中后期,称“治安事件”或“群众性治安事件”;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称“治安突发事件”、“突发性事件”、“治安紧急事件”或“突发性治安事件”;第四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期,称“紧急治安事件”;第五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期,称“群体性治安事件”。在新近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曾海若博士也接受了这一说法,只是将最后一个阶段的称谓增加了“群体性突发事件”与“群体性事件”两种。[2]

  “群体性事件”这一名词④,实际上是对目前发生在中国的这一系列新型的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的总称。因为群体性事件是我国转型时期的“新现象”⑤。“群体性事件”这一名词,一开始作为一个政治术语出现在政府文件之中,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的学术概念,也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界定和分类,常与“突发性群体事件”、“群体性治安事件”混用⑥。

  (一)行动的合法化维度

  不过,笔者在较为系统地阅读法律文件和党政文献、档案资料中发现,上述梳理除了第一阶段并无出入外,其他几个阶段的划分及其说法尚有待商榷。现将1988年以来的各种相关称谓列举在表1中。

  为了克服这种不足,一些学者给群体性事件进行了学术界定。但面对当前中国这类新型社会矛盾或冲突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特征或类型,学者们在阐述自己的概念时,往往坚持该概念在内涵或研究方法上的独特性,以至于对该概念的理解众说纷纭⑦。从目前国内的文献看,对群体性事件的内在规定性的认识主要有以下几种:(1)有些研究者在界定其含义时,强调了该类事件的“违法性”特征⑧。而在现实中,违法性的界限是不清晰的,就某一集体行动而言,合法的行动和非法的行动往往交织在一起,行动者可能同时使用合法和违法的方式。而且如果将群体性事件定义为是非法的,那么很多“依法”或“以法”维权抗争事件就无法包含在内⑨。(2)有些学者强调群体性事件的“负面性”或“社会危害性”⑩。很多群体性事件的确具有危害性,但应清醒地看到,虽然有些群体性突发事件,表现非常激烈,社会影响也很大,但“它是一种带有对抗性色彩的人民内部矛盾”(11),“一味强调群体性事件的危害性、违法性特征,甚至认为这类事件同一般的‘群体利益的表达行为’有本质区别,在经验上和学理上也是经不起推敲的”(12)。而且也有些群体性事件基本在理性可控范围内,没有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如果一味强调其负面的“社会危害性”,就无法囊括这些事件。(3)有些学者强调群体性事件的“目的性”。比如,邱泽奇认为群体性事件是“为达成某种目的而聚集有一定数量人群所构成的社会性事件,包括针对政府或政府代理机构的、有明确利益诉求的集会、游行、示威、罢工、罢课、请愿、上访、占领交通路线或公共场所等”(13)。但有些学者认为这种“为达成某种目的”之说又无法涵盖没有明确目的的事件,比如“社会泄愤事件”或说“非直接利益冲突”(14)。

  在此维度下,当代中国群体性抗争行动可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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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对中国转型时期这类新矛盾的一种总体的、“统摄性”的提法,“群体性事件”一词应该能够涵盖转型时期所有这类新型的社会冲突。笔者认为,这些概念能够达成共识的、能够共享的内在规定性有三点(15):(1)“群体性”,这是指参与人数,这是形成群体性事件最基本的要素。(2)“官民冲突性”或“对抗性”,即“发起者是普通民众,行动诉诸对象是基层政府或其代理机构”(16)。“官民冲突”中的特定参与者使群体性事件能够区别于普通的“社会纠纷”,比如传统的“宗族冲突”、争夺资源的“民间械斗”、“医患纠纷”、“房产物业纠纷”等等,还区别于“球迷闹事”等文化群体现象。这些社会纠纷、文化群体现象与群体性事件的根本区别之一就是不针对政府,不把政府或附属机构作为敌对对象(17)。(3)改变现状的政治性诉求程度很低,寻求或者反对的目标一般是具体的物质利益或者较低层次的抽象利益或抽象观念,很多事件只是为了发泄心中不满的泄愤行为(18)。这使群体性事件区别于大规模的社会政治运动和革命。赵鼎新认为中国社会目前没有大规模社会运动和革命爆发的结构性条件,正在发生的是大量的只停留在经济和利益层面并没有大型话语和意识形态支持的“集体行动”(19)。

  (1)依法抗争行动

  实际上,表1各种纷杂而凌乱的表述中呈现出三个阶段性的变化,各有其共性的特征:

  

  这类抗争行动的基本特点是以较为理性、合法的手段去向政府施压,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这类行动又可分为三个亚类型:群体性行政诉讼、集体上访与抗争性聚集。

  第一个阶段,1996年以前,在强调“闹事”的同时,重点突出其“突发”与“紧急”特点。

  二、转型期群体性事件考察的重要维度:“组织化与无组织化”

  群体性行政诉讼是具有最高合法性的抗争行动。以法律为武器、通过诉讼来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无论是在西方民主国家,还是在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都是制度允许甚至鼓励的。因此,诉讼一般都被看作是政治参与行为而非政治抗争行为。但在中国,群体性行政诉讼还具有某种特殊的性质。这是因为群体性行政诉讼案件涉及到群众与地方政府的纠纷,因此常被法院视为敏感性案件。由于地方法院是在地方党委的统一领导之下,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受制于当地政府,所以,每当法院碰到群众与地方政府纠纷这样的敏感性案件时,总是面临著极大的压力,处事必须异常小心,在不少情裏下都会采取回避(不予立案)、拖延(审结无期)、偏袒(审理中偏向地方政府)的方式处理;有的时候,即使最后的判决结果有利于民众,但在政府对判决结果不予理睬后法院也不会强制执行;还有的时候,被告的政府一方甚至可能对原告的群众直接施压或实行报复。这都是由中国特殊的「诉讼政治学」所决定的[1]。既然如此,民众在提起群体性行政诉讼后,也就常常不会完全按照法律的规定行事。他们在从争取立案到审理再到执行的整个过程中,都要借助相当的抗争性手段才能推进诉讼。这样,在法庭内外就构筑起了中国特殊的抗争政治的一个舞台。

  第二个阶段,在1997-2002年间,尽管还有“闹事”的表述,“群体性事件”的称谓也增多,但更强调其“治安事件”的性质和边界,以与极为严重的违法犯罪事件和反体制(敌我矛盾)的政治事件相区别。

  

  集体上访是具有一定合法性的抗争行动。由于中国政治体制的高度集权,所以,上访人群大量聚集在北京及省城这样的政治中心,希望能够通过上访,打破官僚制的藩篱,向高层领导直接表达诉愿,以期解决纠纷和化解冤情。而高层领导一旦接待了上访者或对他们的上访事由做出了处理意见,其效力可视为等同于官方文件,甚至比司法文书更有效力。从某种意義上说,信访制度的设计与运作,使中国1949年后的政治具有某种新的「双轨政治」的性质[2]。不过,上访权作为国家赋予民众的一种申诉权,其合法性往往是很含糊的。一方面,国家如果不给权利遭到侵害的民众提供这样一种非常规的救济手段,那么,在司法救济制度还极不健全的情裏下,社会公平就会不断遭到破坏,社会怨气在底层的逐渐积累势必会构成对社会秩序乃至对政权合法性的威胁。另一方面,如果这种渠道过于畅通,如果这种非常规的手段被民众视为实现正義的常规手段,如果民众动辄到首都和省城上访或成百上千地集体上访,那么无疑会被当局看作是对安定团结局面的严重破坏。国家在甚么情裏下鼓励或容忍上访,又在甚么情裏下控制甚或打击上访──这是由国家和上访者之间推拉伸缩的权力实践来确定的。上访合法性的模糊还与民众在上访实践中的「问题化」策略有关。由于官僚机器惯有的推诿、拖延和敷衍,民众并非直接通过上访表达自身的诉愿就可以使其问题得到解决。为了使国家真正重视其所反映的问题,民众不得不通过某些边缘化的越轨行为和特定的「问题化」技术(比如,在政府部门前下跪喊冤甚至作出自杀式抗争):即把民众自身的利益困境问题建构为危及安定团结局面,因而成为政府再也不能回避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既给政府带来了相当的麻烦,同时,民众又没有直接触犯法律的红线[3]。

  第三个阶段,自2003年始,“群体性事件”的称谓被全面接受而“一统江湖”,并于2004年成为中央正式文件的标题。

  在获得关于这类事件的统摄性的内涵界定后,如果想进一步研究,就必须对这些外延现象进行适当的分类,才能有更细致的考量和更深入的理解。

  抗争性聚集是一种合法性较低、但在某种程度上也为政府所容忍的抗争行动。这是指群众用较为理性、节制的方式,聚集在政府部门外或在其他重要场合游行示威或静坐抗议来表达诉求。有的时候,利益受害群体是在当地自发地宣传中央有利于民众的政策,以对抗地方政府的「土政策」;有的时候进行较为理性的群体示威或较为节制的骚扰,以此对基层政府施加压力。

  显然,与“突发事件”的称谓相比,“群体性事件”还包括那些并非突发、或者说经过了酝酿发酵的群体事件,它具有更强的包容性。实际上,在现实中,后类事件已日益增多。此外,与“群体性事件”的说法相比,“闹事”之说更近口头表述,规范性较差。而在“群体性事件”中再增加“治安”两字,表述为“群体性治安事件”则有累赘之感。因此,经过数十年的“大浪淘沙”,在各种竞争性表述中“群体性事件”的称谓最终胜出,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从表1可见,“群体性事件”的正式称谓在1994年就已出现在官方文件中,至2003年被全面接受,也有整整十年。

  在这些林林总总的群体性事件中,于建嵘认为可以根据“行动者的目的、行为是否具有暴力性、行为指向、组织性、理性程度、持续时间”等五个维度,把目前中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分为四大类,即“维权抗争、社会纠纷、有组织犯罪和社会泄愤事件”(20)。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于建嵘有根据新观察到的社会现象,将原有的四种分类扩展到五种,增加了一种新类型,即“社会骚乱”(21)。于建嵘认为社会骚乱与社会泄愤事件有很多共同之处,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攻击的目标不仅仅是政府还有不相关者。

  (2)群体性事件

  上述表述方式的变化,反映了政府和社会有关稳定理念的变化,即对民众聚众性抗争行为有了更为科学、合理的认知和研判。一方面,走出原有的“闹事”之说,并淡化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色彩,如将其界定为“治安事件”,将“群众”改为“群体”、淡化参与者的政治身份,这既体现了日益增强的法治意识,也体现了对民众、民意的尊重和一定程度的民权保障意识;另一方面,走出“突发性”的自我限定,则体现了承认矛盾和冲突往往有一个累积并爆发过程的科学态度,隐含着对政府与官员在冲突中的责任以及民众未必是“情急参与者”或“不明真相者”角色的承认。

  赵鼎新从“组织化程度、制度化程度、改变现状的诉求程度”三个维度对集体行动、社会运动、革命、游说、常规政治等一组概念进行分类。在这三个纬度不同程度的组合中,集体行动、社会运动、革命、常规政治等都找到了自己的类型学意义上的空间。具体来说,赵鼎新把“集体行动”定义为有许多个体参加的、具有很大自发性的制度外政治行为;“社会运动”指有许多个体参加的、高度组织化的、寻求或反对特定社会变革的制度外政治行为;“革命”是指有大规模人群参与的、高度组织化的、旨在夺取政权并按照某种意识形态对社会进行根本改造的制度外政治行为等等;“常规政治”是集体性的政治行为,高度组织化、高度体制性的,并且所追求的社会变革比较小(22)。我国很多被定义为经济利益原因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实际上应该属于社会抗议活动或正常的常态政治。与社会运动、革命和常规政治相比,集体行动的制度化、组织化和所追求的社会变革程度都很低,通常没有明确的组织,也没有明确的目标,止于泄愤和闹事。赵鼎新对“集体行动”的表述类似于我国社会广泛使用的“群体性事件”范畴(23)。

  这类抗争行动的合法性很低、政府容忍度也很低,尚不构成对现有政治制度的直接挑战。在官方话语中,所谓「群体性事件」,是指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众多群众自发参加的、主要针对政府的群体聚集事件,其间发生了比较明显的暴力冲突和违法行为,对社会秩序造成了较大的消极影响。显然,群体性事件不同于依法抗争行动的特点,在于具有较强的自发性、暴力性与违法性。群体性事件不同于革命、叛乱或暴动的特点,在于它尽管是制度外的群体性政治行动,但并不旨在挑战社会基本制度本身的合法性,而且是由所谓「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它不同于团伙犯罪的特点,在于不是以哄抢财物、破坏秩序、伤害人身为直接目的的刑事犯罪,而是有著不失某种合理性和正当性的行动渊源或背景,违法犯罪行为只是这种行动的「意外」后果;它不同于群体械斗的特点,在于不是民间的群体性纠纷,不是纯粹的治安性案件,而是群众把目标指向政府、企业或社会其他管理者,由利益纠纷引发而又具有某种政治性质的群体行动。可以说,群众与政府之间的利益矛盾是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背景,行为违法是它的客观后果,但它真正的驱动力却在于情感。

  

  单光鼐根据类似的标准,按照诉求、组织化程度、持续时间和对制度的扰乱程度四个维度,将群体性事件排列成一个谱系,那就是:“集体行为”、“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中国现在的群体性事件尚表现为“集体行为”和“集体行动”,是广义社会运动的初始阶段。它既不是诉求明确、组织化程度高、持续时间长的“社会运动”;更不是带有鲜明政治诉求,有党派势力从中作祟的、社会危象频仍的“革命”前夜。现有的群体性事件,大多呈现为两种形态:其一是无诉求、无组织、多带有情绪宣泄的集体行为,如万州事件;其二是有明确诉求目的、组织化程度稍高一些的集体行动,其中有的事件因其持续时间较长、组织化程度高一些,已见社会运动的端倪,如前些年的汉源事件(24)。

  在群体性事件这种基本类型下还可再分成两种亚类型:以非利益相关者为主体的群体性事件、以利益相关者为主体的群体性事件。尽管这两者都被称为「群体性事件」,但无论是在行动的目标上,还是在组织的机制上,都存在著重要的差别(下详)。

  二、“群体性事件”的概念辨析

  朱力从冲突指向的目标、冲突的原因、冲突的组织性、冲突的理性化四个维度将群体性事件分为“经济型直接冲突”和“社会型间接冲突”。这两者之间的主要区别是,经济型直接冲突是指向强势群体或政府,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通过有一定组织的、较理性的方式求得问题的解决,冲突只是达成目的的工具。而社会型的间接冲突指向政府和公安机关,导火索具有任意性,行为方式无组织性、人员具有临时性,非理性化,冲突本身不是工具而是目的(25)。

  (3)反叛

  

  通过对以上分类方法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有两个维度是他们共同分享的,就是“行为指向”和“组织化”。其中“行为指向”这一维度在当前中国,“政府或政府代理机构不成为直接诉求对象或诉求第三方的集体行动很少发生”(26)。而且若不指向政府,那也就不具有当下的迫切性了。其实其他维度比如“理性化”、冲突诱因的“不可预测性”、冲突诉求有无“目的性”、“可控性”则都是基于“组织性”的缺失,没有组织性,以上维度都不可能存在。

  这类抗争行动完全不具有合法性,对现有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构成了直接挑战。其具体类型又可分为叛乱与革命。革命比单纯的叛乱有更强的组织性、预谋性和纲领性。

  众所周知,针对群体性抗争活动这类经验现象,国际学界并不使用“群体性事件”这一表述,所使用的相似性概念有集体行动、集群行动、社会运动、抗争政治、骚乱、暴动、革命等。我们是否能直接使用后类概念来指称当今中国的民众聚众抗争行为呢?为此,有必要对这些家族性概念进行比较,以科学界定“群体性事件”。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组织化与无组织化”是一种非常有效且有洞察力的维度。根据行动的是否具有组织性,可以将林林总总的群体性事件重新整合,分为两种类型。

  (二)行动的组织化维度

  先来考察我国政府对“群体性事件”的相关表述。1994年5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处置紧急治安事件有关事项的通知》,将“紧急治安事件”分为如下七大类:[1]非法集会游行示威;[2]聚众包围、冲击党政机关、重要部门和机构;[3]聚众包围、冲击要害单位;[4]聚众堵塞交通,非法占据公共场所;[5]聚众哄抢;[6]大型文体商贸活动中聚众滋事,聚众械斗;[7]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的其他紧急治安事件。

  一种是具有一定程度组织化的群体性事件,比如“维权行为”、“依法抗争”(27)、“以法抗争”等等。对于这类群体性事件,由于通常基于某种权利或经济利益,有一个矛盾积累的过程,矛盾和事件的原因较为明显。而且冲突只是维权的手段,参与者具有组织性和理性化的目的,具有一定的自我约束能力,对于政府的冲击强度大而烈度小,较少出现严重的越轨行为和直接破坏政府设施的情况,是完全“可防可控”的。

  从组织化的维度来看:反叛的组织化程度最高,群体性事件的组织化程度最低,而依法抗争行动的组织化程度则居间。在反叛这一大类的内部,革命的组织化程度又明显高于叛乱。而在依法抗争行动与群体性事件这两类之内,组织化程度差别则不太大。就依法抗争行动而言,如果要做到抗争行动的依法性,就得对行动进行有效的组织及控制。在这种组织化的程度上,上访、诉讼或抗争性聚集这些行动不会有明显差别。而就群体性事件而言,无论是以利益相关者为主体,还是以非利益相关者为主体,往往都事发较为突然,即使行动有组织,一般也组织得比较仓促,而且随著事态的发展和不满情绪的蔓延,那些组织者实际上难以有效地控制群体性事件的规模、过程和后果。因此,这两类群体性事件都属于组织化程度较低的抗争行动。

  2000年4月5日,国家公安部颁发《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规定》,其第2条规定:“群体性治安事件”是指聚众共同实施的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安全和公私财产安全的行为。其外延包括10大类行为:[1]人数较多的非法集会、游行、示威;[2]集会、游行、示威和集体上访活动中出现的严重扰乱社会秩序或者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3]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罢工、罢课、罢市;[4]非法组织和邪教等组织的较大规模聚集活动;[5]聚众围堵、冲击党政机关、司法机关、军事机关、重要警卫目标、广播电台、电视台、通讯枢纽、外国驻华使馆、领馆以及其他要害部位或者单位;[6]聚众堵塞公共交通枢纽、交通干线、破坏公共交通秩序或者非法占据公共场所;[7]在大型体育比赛、文娱、商贸、庆典等活动中出现的聚众滋事或者骚乱;[8]聚众哄抢国家仓库、重点工程物资以及其他公私财产;[9]较大规模的聚众械斗;[10]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社会秩序的其他群体性行为。

  另一种是基本没有任何组织化成分的群体性事件,比如目前愈来愈多的“社会泄愤性事件”、“社会骚乱”、“无直接利益冲突”(28)等等。对于这类群体性事件,由于没有任何组织性,事件的诱因具有偶发性和任意性,参与的人员也是临时聚集起来的,身份混杂,处于“匿名化”状态,不具有理性化的目的,没有明确的利益目标,对自我也不具有约束力,容易产生越轨行为和暴力行为,冲突的烈度更大,破坏性更强(29)。如何防控这类群体性事件是我们需要重点研究的问题。

  由此,我们可以根据合法化和组织化这两个维度,建立一个当代中国群体性抗争行动的分类图(见图1,图表略)。

  上述两个文件均将“聚众”、“非法”的行动作为其主要的内涵特征。2004年中央两办发布的《关于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工作意见》则将“群体性事件”进一步明确为:“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群众认为自身权益受到侵害,通过非法聚集、围堵等方式,向有关机关或单位表达意愿、提出要求等事件及其酝酿、形成过程中的串联、聚集等活动。”与此前两个文件相比,尽管继续肯定其“聚众”、“非法”属性,但更明确地将其限定为“人民内部矛盾”,以与反政府反政权类的政变、暴动和革命等活动相区分。由此可见,按官方的说法,“群体性事件”是非法的聚众性治安事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它是指那些非法但不反体制、聚众但非组织化的民众抗争行动。

  

  

  学界对“群体性事件”概念的讨论则有较大分歧。有研究者采纳官方的表述,如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课题组[3]提出,群体性事件是指“因人民内部矛盾激发引起的,由部分公众参与并形成一定组织和目的的集体上访、集会、阻塞交通、围堵党政机关、静坐请愿、聚众闹事等集体行为,并对政府管理和社会造成影响,甚至社会在一定范围内陷入一定强度的对峙状态”。有人认为:群体性事件是指为了满足某种共同利益或表达某种共同关心而临时聚集在一起的人群实施的集体违反法律法规和社会规范的行为。[4]有研究者则认为,“群体性治安事件”、“群体性闹事事件”、“群体性突发事件”等表述都过于中性,不能反映群体性事件的非法性质,主张使用“群体非法事件”的表述,并提出以“人员规模10人以上”、“具有一定的违法事实”、“具有一定危害程度”为构成要件。[5]在多个学术会议上也曾有多位研究者认为,“群体性事件”仅是中国政府的表述,体现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难以成为、也不应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来使用。[6]

  三、群体性事件中“无组织化”问题的表现及其风险

  二、群体性抗争行动:目前的态势

  不过,就当下中国民众抗争行动的经验实践看,笔者认为,使用“群体性事件”的概念仍有其合理性。理由如下:

  

  

  其一,在西方学界曾广为使用的“集体行为”、“集群行为”[7]或“聚众行为”[8]尚不太适合于中国语境。一则因这些概念均内含有强烈的组织性色彩,而当今中国民众的抗争行动往往去组织化或隐组织化;二则因这些表述的外延过广,并不特指民众的抗争行为,聚众性的生产、生活等均在其列;

  近年来后一类群体性事件在群体性事件中发生的比例越来越高,比如2004年的重庆万州事件,2005年的安徽池州事件,2006年的浙江瑞安事件,2007年的四川大竹事件,2008年贵州瓮安事件,2009年湖北石首事件等等。在起因、过程、后果等方面具有高度的结构相似性。国内目前也把这些事件称为“社会泄愤事件”或“无直接利益冲突”(30)。这些事件除了具有“泄愤”、“无直接利益冲突”等特点外,更为根本的特征就是“无组织化”,所以笔者认为也可以称之为“谈判者缺席”的群体性事件(31)或“无组织化群体性事件”。

  目前中国群体性抗争行动的态势,主要呈现为以下四个方面的转化:

  其二,“社会运动”尽管指向有许多个体参加的、寻求或反对某些特定社会变迁的体制外政治行为,但它也强调高度组织化、并有一定时间长度(运动周期)。这也不合当下中国民众的抗争行动实际。学者们一般认为当今中国民众的抗争行动尚属“前社会运动阶段”;

  所谓组织,是旨在实现集体目标而建立起来的有一定结构的社会团体。组织为政治生活中有目的的集体活动提供了基础(32)。“组织化”是针对社会层面的有组织状态而言。“组织化”的社会和我们常说的公民社会的状态具有相似性。社会组织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指,活跃在社会公共领域中,具有独立性、代表不同利益主体的各种社会组织或公民组织。怀特(Gordon White)认为:“从公民社会这一术语的大多数用法来看,其主要思想是,公民社会是处于国家和家庭之间的大众组织,它独立于国家,享有对于国家的自主性,它由众多旨在保护和促进自身利益或价值的社会成员自愿结合而成。”(33)康豪瑟(Kornhauser)认为,正常的社会在结构上应该有三个层次,即政治精英——中层组织——民众。所谓中层组织即“处于国家与个体之间的一切有组织的中间力量……比如当地社区组织、志愿者组织和职业团体等等”(34)。由此可见,公民社会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介于国家与家庭、企业之间的中间组织,其特点是“中间性”(35),是保证公民权利和理性参与的民间机构和组织。

  (一)从利益驱动型的群体抗争向「气场」驱动型的群体抗争的转化

  其三,与暴动、革命之类的反政府、反政权行动不同,“群体性事件”的表述能将群体性的罢工、罢市、集会、游行、示威、静坐和骚乱等活动涵括在内。这些活动中的多数,在西方国家一般被视为合法行为,但一旦越出边界就可能成为非法行为(如骚乱)。但在当今中国,这些活动一般被视为非法行为,尚待制度化、合法化。

  在中国的语境下,“组织化”指的是在我国社会层面的自我组织化。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社会结构和利益群体明显分化,在利益高度分化的社会现实面前,分散的利益主体能够基于其利益的多样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学界通常认为,群体性抗争行动的起源在于民众的物质利益或合法权利遭到侵害,所以,抗争政治在中国社会的语境下又常常被称为「维权抗争」。而事实上,民众对于利益或权利的被侵害尽管非常敏感,但由于底层民众的畏惧、懦弱、忍让,他们一般不会直接参与到抗争行动中,许多时候他们只是做出低调的反应,也就是斯科特(JamesC.Scott)所谓的「日常的抵抗」[4]。民众持续地卷入群体抗争,常常是与被强加的高压、被压抑的情绪、被伤害的情感、被侮辱的人格有关。

  因此,“群体性事件”的表述实能切合当下中国民众抗争行动的情境,作为一种政治表达行动,它非法但不反体制,聚众但非组织化。笔者以为,作为反映民众聚众性抗争活动的概念,群体性事件是指发生在民众与民众之间的群体性冲突、尤其是民众与政府和官员的抗争性互动,包括各类群体性的民间械斗、维权抗争及骚乱事件。显然,当民众抗争呈现有组织化、并被制度化和正常化,它就成为国际学界意义上的“集体行动”、“社会运动”或“抗争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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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群体性抗争行动的一个发展态势,就是愈来愈多的抗争行动是由所谓的「气场」所驱动的,而这种「气场」的形成与1990年代以来「维稳政治学」的发展有著直接的关联[5]。这种「维稳政治学」在维稳工作上表现出一种高压传递机制: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维稳目标不断施以高压,而无计可施的基层政府便把层层传递的这种压力转化为对抗争者的打压。但打压行动却常常使问题的性质发生了转化──民众集体抗争行动的首要目标从争取集体的实际利益开始转化为如何防止政府的打击、保证身体的安全、维护家庭的安宁、捍衛做人的尊严、获得底线的承认。也就是说,从具体利益的纠纷开始转化为人格的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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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集体行动最初还基本上是在围绕利益问题展开时,事情远没有到不可收拾的局面,行动者也没有到不顾一切豁出去的地步。但基层政府的打压却使民众集体抗争行动的方向开始改为围绕反抗基层政府对行动组织者的严厉整治而展开。集体行动的组织者已然认识到了斗争的残酷和形势的严峻。面对这种残酷和严峻的局面,他们并不甘于「被整」的命运。因为他们一旦退缩,不仅基层政府不会轻饶他们这些出头之鸟,而且他们还很可能在民众中失去面子和尊严,甚至背负上「叛徒」的骂名。因此,他们往往不是绝望,而是会决心更加坚定抗争到底。基层政府对抗争行动组织者的打击,本来是为了遏制抗争行动的势头,没想到正是这种打击使他们再无退路──成为群体性抗争行动的新的动员因素。也就是说,目前频发的群体性抗争行动有相当部分是被政府逼出来的。「维稳政治学」带来的政治后果就是「愈维稳愈不稳」,甚至维稳本身成了社会不稳定的一种导因。

  三、群体性事件的类型学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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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从依法抗争行动向群体性事件的转化

  

本文责编: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学理论与方法 本文链接:/data/58964.html 文章来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2.2

  虽然同属群体性抗争行动,但依法抗争行动与群体性事件具有一些重要的差别。

  对群体性事件类型学的讨论,人们往往注重横切视角,即对当下或每一个阶段的群体性事件进行切面分类。实际上,纵向视角的历时性分类同样值得重视。站在历史变迁的长河,往往更有助于我们对当下事务的认知。这里,笔者试图从纵横视角对群体性事件的类型进行初步讨论。

  首先,在依法抗争行动中,利益冲突是事件原发性的基础,情绪是行动再生产的推进力量;而在群体性事件中,情绪则是事件原发性的基础。就前者而言,冲突常常是争取利益或赢得尊严的手段;而就后者而言,冲突本身就是目标,发泄久被压抑的情绪是其基本需求。用社会学家科塞(LewisA.Coser)的概念来说,前者是所谓「现实性冲突」,后者是所谓「非现实性冲突」。在现实性冲突中,冲突只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因此行动者为了达到自己真正的目的,可以对冲突的形式、规模进行理性的控制,也可以放弃冲突而改用其他替代手段;但在非现实性冲突中,冲突已经成了目的本身,或者说行动者就是要藉此发泄久被压抑的情绪,因此这种冲突是非理性的、难以控制的[6]。

  1.西方社会科学中的民众抗争行动分类

  其次,依法抗争行动是由草根行动者直接组织的行动,其行动是大体可以预期的;而群体性事件是无组织的行动(即使当地存在草根行动者,但他们常常为了自身的安全也自觉地回避介入这种事件),这类行动刚开始是突发性的,其过程中的动员是所谓的「情境动员」[7],其走势是不可预期的。

  已如前文所述,作为中国本土特色的“群体性事件”,与西方社会科学中使用的“集体行动”、“社会运动”概念均有相异之处,但这并不排斥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理论作为分析视角与方法的工具性价值。这里,在讨论国内群体性事件的类型之前,我们先来看看西方理论对民众抗争行动的分类方法。

  综合上述两点,在依法抗争行动中,情绪、抗争手段、冲突规模都是受到控制的;而在群体性事件中,有节制的「气」已扩展为失控的「气场」,其激进的非理性行动尽管「事出有因」,却「于法无据」。

  在西方学界,对民众抗争行动有众多的分类,但一般认同于“集体行动”、“社会运动”与“革命”的三分法。赵鼎新教授认为,所谓集体行为,就是有许多个体参加的、具有很大自发性的体制外政治行为;所谓社会运动,就是有许多个体参加的、高度组织化的、寻求或反对某些特定社会变迁的体制外政治行为;革命,则是有大规模人群参与的、高度组织化的、旨在夺取政权并按照某种意识形态对社会进行根本改造的体制外政治行为。这些行动有一个共同点,即强调集体行为、社会运动和革命是一种体制外政治行为,从而与选举、政府会议和官方集会等体制内政治行为相区别。[9]当然,这三种类型的民众抗争之所以被分立,除了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和意识(自发或组织)不同外,更与其目标诉求不同相关:与集体行动未必具有强烈的特定目标不同,社会运动和革命均有十分明确的特点目标,前者强调一般性社会变迁,后者则要求有政治和社会方面的根本性改造。也就是说,这种三分法的主要标准,一为行动的组织及其意识,二为行动的目标诉求。

  事实上,依法抗争行动与群体性事件之间存在著一种非常微妙的关系。一方面,这两者之间可能是递进关系──依法抗争行动激发出一个「气场」,在抗争屡屡失效的情裏下,就可能爆发无组织的群体性事件。但另一方面,这两者之间也可能是消长关系。也就是说,如果依法抗争的渠道是较为畅通的,政府的反应是比较积极而宽和的,那么即使实质问题一时得不到解决,群众的情绪也有一个正当的宣泄口,爆发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

  此外,还有其他分类的方法。如布鲁姆(Blumer)将民众集体抗争行动分为另外的三类:一是普通社会运动,计有劳工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和平运动等,这类社会运动发生的背景,乃由于人民的评价有变化而形成,此一变化趋势即为新文化趋势;二是特殊社会运动,即一具有十分明显目标或目的而力求其实现的运动,它是多种不满、希望及企求,先由普通社会运动引起动机,再集中此一动机于某一特色目标后的结晶,如反奴隶制运动、改造运动与革命运动;三是表现社会运动(express social movement),并不企图改变社会秩序的制度或其客观性,而为其内心压力及不安的发泄,但也可能变为固执化,亦可能对于个人的人格及社会秩序的特性造成重大影响,如宗教运动及风尚运动。华斯(T. With)认为,民众抗争活动的分类极为困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而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出现了从依法抗争行动向群体性事件转化的势头。一方面,依法抗争行动居高不下;另一方面,依法抗争行动屡受打压,抗争无果。在民众采取依法抗争行动时,其行动一般可以较为理性地控制,这是因为依法抗争行动的组织者深知必须为集体行动的后果直接负责──一旦集体行动失控,他们势必要受到法律的严惩。正因为他们头上悬著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所以,他们在组织行动时才会比较小心翼翼,以较强的组织性来抑制集体行动中的「气」,以严明的纪律来消除无法无天的狂暴之举,以有限的胜利来捕捉妥协和退出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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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当政府坚持所谓「擒贼先擒王」的思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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