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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原人民共和国民重要突破不要突变一分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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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原人民共和国民重要突破不要突变一分时时

进入专题: 政治体制改革  

摘要: 新京报7月13日发表了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撰写的,题为“如何实现有序的民主”的评论文章。从长远看,惟有民主法治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民主要造福于民,其中一个前提就是社会秩序不能失控,不能给人民带来痛苦。 ...新京报7月13日发表了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撰写的,题为“如何实现有序的民主”的评论文章。生于1959年的俞可平是中共中央编译局的副局长(副部级),该机构常被视为中央领导的“文胆”集中地。俞本人也被媒体称为已卸任的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智囊。全文如下:“民主是个好东西”,指的就是民主能够造福于民。民主要造福于民,其中一个前提就是社会秩序不能失控,不能给人民带来痛苦。要是民主导致国家动乱,民不聊生,腐败风行,谁还要民主?反民主的人往往拿这个来吓人。事实上,更多的事实证明,推进民主并不必然导致秩序失控。相反,从长远看,惟有民主法治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那么,如何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实现有序的民主?1 要选择正确的方向民主不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 而是不可阻挡的潮流现在我们谈论中国梦,中国梦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伟大复兴内容很多,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就是高度的民主和法治。民主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潮流,不断走向民主是不可逆转的政治发展趋势,无论对哪个国家都如此,中国也不例外。孙中山先生曾讲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他讲的世界潮流主要指的就是民族要独立、国家要富强、人民要民主。我们讲政治文明,最主要的两个内容就是民主和法治。民主也是我们共和国的生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主要的意义就是人民当家做主。十六大强调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十七大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民主已经不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而是一种不可阻挡的潮流。现在我们谈论中国梦,中国梦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伟大复兴内容很多,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就是高度的民主和法治。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其实就是三个统一,即“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三者之中核心的内容是人民当家做主。“人民当家做主”是主体,“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最终也是为了保障人民的当家做主。十八大报告特别强调,必须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不断推动民主法治,是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这是我们的正确方向。2 要选择正确的时机重点领域的改革不突破 非法腐败可能转化成合法特权政治改革或民主建设滞后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如果一些重点领域的改革不突破,那么更可怕的就是,非法的腐败有可能转化成合法的特权。民主的实现有现实条件的要求,需要与社会的经济、文化条件或现实基础相适应,任何一种错位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超前了不行,滞后了也不行。超前我们有过惨痛的教训,如当年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政治改革或民主建设滞后同样会带来一系列问题,比如我们深恶痛绝的腐败问题,迟迟得不到有效遏制,跟我们某些体制改革的滞后是直接相关的。如果一些重点领域的改革不突破,那么更可怕的就是,非法的腐败有可能转化成合法的特权。与官员的腐败相比,其特权更可怕,因为后者的危害更为严重,而且通常不被追究。还有,官员财产公开面临的两难困境、政府公信力的下降,等等,都与制度漏洞和改革滞后有关。把握合适的机遇推进政治改革,是政治家的责任,也是政治家能力的体现,需要政治家高度的智慧和担当。其中,担当和责任比智慧和能力更重要。3 要选择正确的路线从党内民主到社会民主 从基层民主到高层民主在政治生活中,理想的状态是公民对各级政府都信任,但在现实中,民众是对中央政府高度信任,对基层政府信任度则偏低。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进行政治改革必须设计一个理性的路线图。我一直认为有三条路线可供选择:一是从党内民主到社会民主。这也是我们党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一直坚持的,民主发展要选择一条成本最小、效益最高的路径,而党内民主就是一条这样的路,党内民主事实上是从核心向外围的扩展。二是从基层民主到高层民主。中国的基层民主是可控的,代价小。一方面国家有足够的力量管控地方民主实践,另一方面基层民主直接针对老百姓,老百姓可以直接受益。在政治生活中,理想的状态是公民对各级政府都信任,但在现实中,中国与美国正好相反,美国公民是对联邦政府信任度很低;我们是对中央政府高度信任,对基层政府信任度则偏低。“基层不牢,地动山摇”,这种现象必须引起高度警惕。三是从更少的竞争到更多的竞争。民主一定要有竞争,没有竞争怎么把优秀的人给选出来;我们的民主自然具有中国特色,但纵使最有“中国特色”,民主也离不开选举和竞争。协商民主当然很重要,但协商不等于排除选举。4 要选择正确的方式自由和平等是民主政治的两种基本价值需要做到六个方面的平衡:既要民主也要法治,既要协商又要选举,既要自由又要平等,既要效率又要公正,既要参与又要秩序,既要权利又要公益。选择正确的民主发展方式要做到六个方面的平衡:第一,既要民主也要法治。民主和法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是不可分割的,无论哪个政治学家讲到民主都离不开法治。无论是西方的经验,还是我们中国的经验,无不证明如此;第二,既要协商又要选举。中国的民主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是协商性的,这有历史传统;选举则是近代以后的产物。但既然是民主,就离不开选举,二者要结合起来;第三,既要自由又要平等。这又是民主政治的两种基本价值,过去我们偏重于平等,后来搞改革开放对自由的价值更为强调,现在二者又处于高度的张力之中。第四,既要效率又要公正,这两者也是不可或缺的基本价值。改革开放初期,效率问题更加突出,现在公正问题变得更加突出。第五,既要参与又要秩序。亨廷顿说,政治现代化最大的挑战就是处理好公众参与和政治稳定的关系。这两者之间的张力,我们也已经明显地感受到了。现在我们就遇到了这个问题,随着社会群体利益的多元化,公民的参与需求日益强烈,想阻挡参与是阻挡不了的。这就需要有更多的和更通畅的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渠道,如果没有足够的合法渠道,那么公民就势必会利用非正常的,甚至非法的渠道,那就会带来社会的动荡,民主参与就有可能失控。第六,既要权利又要公益。权利是个人的,公民的合法权利是宪法所保障的;但我们又要公共利益,因为国家和社会是一个共同体,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要处理好,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之间要有一个合适的平衡。5 要选择正确的策略成功的改革经验要上升到制度层面我们面临的改革任务很多,应该抓重点,选择一些能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突破口;党内民主是重点突破的领域之一,比如党内民主中的权力制约问题。首先,要有总体布局,按照主流政治理论来讲,就是要科学发展,即经济的发展要与政治的发展、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发展等结合起来。要做好顶层设计,拿出言之有据的合理方案;要有一个协调各方利益的综合决策机构,尤其是在中央层面;政府改革应与党的改革相配套。二是继续加大试点,以点带面,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这是我们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经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键在于,要总结试点地区的成功经验,将之上升到制度层面加以推广。我们现在的很多效果很好的改革往往没有持续性,问题就在于人走政息,没有上升到制度层面。三是重点突破,整体推进。我们面临的改革任务很多,应该抓重点,选择一些能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突破口;党内民主是重点突破的领域之一,比如党内民主中的权力制约问题,我们现在监督讲得多了,制约讲得少了,特别是对一把手的制约比较少。总而言之,大家都担心推进民主会使秩序失控,带来社会动荡;都希望在推进民主的同时保持社会的稳定。然而,在我看来恰恰只有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真正推进民主和法治,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才能使民主造福于人民。

摘要: 改革开放30年之际,人民日报记者专访知名政治学者、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请他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作简要俞可平:中国民主要突破不要突变 (附中国民主大事记)改革开放30年之际,人民日报记者专访知名政治学者、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请他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作简要回顾和展望。两条腿走路:民主存量可观记者:近来,杭州地铁工地塌陷事故、甘肃陇南的群体性事件都第一时间在媒体上报道出来。可不可以这样说,普通公民从身边可感受民主的发展?俞可平:是的,民主是个大概念,三言两语,很难说清楚。但民主是个好东西,老百姓能真切感受到。这些事故、事件的披露,表明我们在信息公开方面的进步。2007年,国务院发布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推行政务公开,提高政治透明度。信息公开就是民主政治的重要方面。记者:3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有人认为,中国的民主发展与经济发展不相匹配,存在“一条腿短、一条腿长”的情况。俞可平:这是一种偏见和误解。一些人习惯按照西方多党制、全民普选和三权分立的标准,来衡量改革时期中国的政治发展,认为中国的改革主要是经济体制的改革,政治体制基本没有变化。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包括社会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在内的整体性社会变迁过程。我们一直是两条腿走路,从总体上说,政治体制是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相适应的。如果没有民主政治的发展,就不会有经济的长足发展。政治体制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在中国要比在西方国家大得多。不能简单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中国。有些东西,在西方人看来,觉得很普通,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中国民主进步,必须放到中国历史长河看,放到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看。例如,建设法治国家,从法制到法治,中国走了几千年。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哪里见过民告官?现在不但有,而且有法律制度的保护。虽然中国法治不完善,但是目标定下来,朝着那个方向走,这就是重大突破。记者:您提出增量民主,民主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就是存量。您认为中国民主观念和制度方面,有哪些重要的存量?俞可平:所谓存量,就是已经取得的政治民主的成就和经验。30年来,中国民主发展积累了可观的存量。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主要内容可归结为六个方面: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党内民主、基层民主、法制建设和政府改革。这些民主实践,给我们在观念和制度层面留下了财富。在思想观念上,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理论创新,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影响民主政治进程而言,主要有八个新观念:以人为本、人权、私有财产、法治、公民社会、和谐社会、政治文明和全球化。制度和实践的进步,可以简要概括为七个方面:党和国家适度分离;公民社会出现;依法治国,初步建立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扩大直接选举和地方自治的范围;推行政务公开,提高政治透明度;建立服务政府,改善公共服务质量;实行听证制度和协商制度,推进决策民主化。公民参与:民主核心问题记者:最近,重庆处理出租车停运风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出面与出租车司机、市民代表座谈。这是不是扩大公民参与?俞可平:当然是。公民参与是公民试图影响公共政策和公共生活的一切活动。政府官员在制定政策时,主动听取公众意见,是公民参与的一种方式。民主的价值和意义,只有通过公民参与才能真正实现。公民参与是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之一,只有通过公民参与,民主政治才能真正运转起来。可以说,没有公民参与,就没有民主政治。公民参与是实现公民权利的基本途径,可以有效防止公共权力的滥用,可以使公共政策更加科学和民主,能够促进社会生活的和谐与安定。公民参与本身就是公民的价值和美德。记者:公民参与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途径。这些年,我们为扩大公民参与做了哪些事情?俞可平:扩大公民参与,中国在三个方面进步明显:第一,改革和完善选举制度,进一步扩大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例如,全面推行村民委员会的直接选举,扩大领导干部公推直选的范围。第二,推行重大政策的公示和听证制度。国务院带头,对一些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都采用了听证制度,广泛听取利益相关者和专家学者的意见。例如,北京市的苫ㄈ挤耪策,由完全禁放改为适度限放,就是在广泛听取市民意见的基础上做出的。第三,政府就重大事情与人民群众进行协商对话。比如,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会」,地方政府就一些重大问题召开公民座谈会,主动听取群众的意见。记者:中国网民有2.53亿。一方面,网民积极在网上发言;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上网来交流,这是中国政坛一种新气象。这是否意味着公民参与有了新途径?如何看待这种现象?俞可平:公民参与有许多种不同的形式,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参与的形式也在不断增加。在信息和网络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一些新的公民参与形式正在出现,如电视辩论、网络论坛、手机短信等。政府官员与公民进行对话交流有了新途径。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新兴的公民参与渠道正变得日益重要。记者:如何进一步扩大公民参与?俞可平:要注意处理好公民参与中的问题,一个是公民缺少参与热情,一个是公民有很高的参与热情和参与需求,但缺乏通畅的合法参与途径。要使公民参与有利于维护公民的权利,有利于维持政治稳定,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一方面要拓宽参与的渠道,另一方面则要规范参与的行为。基层民主和党内民主记者:有人认为,中国民主是由上至下推行的。只有先从高层搞民主,才能健全民主。俞可平:近代以来,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中国不止一次地尝试所谓自上而下的「民主政治」,其教训值得认真思考。在一个有着长期中央集权传统的大国推行民主,上下结合才是正确的道路。必须上下互动,由下而上与由上而下同时进行。基层民主与党内民主,是现阶段推进中国民主政治的两大重点和突破口。基层民主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政治权利,是全部民主政治的基础。党内民主是权力核心层的民主。通过发展基层民主,使民主逐渐向上推进;通过发展党内民主,使民主从权力核心向全社会推进。这是幷行不悖的两条路线。记者:说到基层民主,国外强调自治。我们的村民自治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俞可平:是的,1998年,我国通过村委会组织法。农村逐步实行村民自治,国家权力机关不再直接管理农民事务,村干部完全由村民自由选举产生。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农村居民平均参选率在80%以上。2007年底,建立了61.3万个村委会。中国13亿人口,8亿是农民。这个制度相当了不起。记者:2008年3月,南京市16名市管副职干部通过电视演讲答辩,竞争4个正局职位。说到党内民主,老百姓对干部选拔任用过程比较关注。俞可平:差额选举是党内民主的重要标志之一,走过了不平凡的20年。1987年,差额选举首次进入十三大,幷加载《中国共产党章程》。十七大,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和中纪委委员都采用差额预选办法选举产生候选人名单。近些年,差额选举,在地方干部选拔中越来越受到关注。中国共产党拥有7000多万党员,聚集了广大的社会精英。没有党内的民主,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是一句空话。我们通常说民主有四个环节: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和民主管理。30年来,党内民主在上述四个方面都有不少创新和突破,例如,逐步推行党代会常任制、党委重大事项的票决制、领导干部的公推公选和竞争上岗、农村党支部书记的“两票制”选举、纪检巡视制、党务公开制度、党员领导干部问责制,等等。民主增长:要突破不要突变记者:在民主发展的方式和路径上,我们有哪些经验值得肯定?俞可平:这方面的经验,同样是30年民主存量的一部分,值得总结。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论断,把民主建设纳入法治轨道。这些年,我们搞改革,“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也是个好经验。记者:现实生活中,人们对民主的期望值很高,有人期待民主政治一蹴而就。俞可平:罗马不可能一夜建成。基于对民主发展模式的认识,我提出了增量民主的概念。中国的民主发展将是一种“增量式”发展。中国的民主改革将以存量为基础,即以已经取得的政治民主的成就和经验为前提。发展民主政治的速度和力度,要与既定的社会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中国的民主政治将在渐进发展中有所突破,它不能离开先前的历史轨道,不可能发生整体的突变性改革,但在某些领域将不时会有一些突破性的发展。记者:“增量民主”这个提法颇受大家关注,您有更具体的设想吗?俞可平:以一个学者对政策的判断,在可见的将来,中国民主政治将沿着三条路线稳步向前推进。第一,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通过扩大党内民主,推动全社会民主,是推进中国民主的现实道路。第二,逐渐由基层民主向高层民主推进。一些重大的改革将通过基层试验,逐步向上推进。第三,由较少的竞争到更多的竞争。记者:在这个过程中,西方的民主发展对我们有什么借鉴意义?俞可平:民主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美国国土面积和我国差不多,人口是我们的零头,文化传统不一样,国情不一样,民主的模式也不一样。中国民主政治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但我们不排斥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包括西方国家在政治文明方面的优秀成果。事实上,我们很注重吸收国外的民主经验。民主就是个外来词汇。这些年,像行政部门的「一站式」服务、听证会、论证会等,都是从西方学来的。下页:中国民主大事记附:中国民主大事记1. 1978年,中共十一大三中全会提出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2. 1987年,中共十三大指出,我国正处于幷且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十三大报告专门论述了党政分开。十三大修改的党章中,加入了「差额选举办法」的内容。3. 1992年,中共十四大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4. 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1999年,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写进宪法。5. 1998年,中国正式颁布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代替了十年前通过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在广阔农村全面推行村民自治。6. 2002年,中共十六大明确提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原则。「两个文明」扩充为「三个文明」,即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7. 2003年,中共十六三中全会正式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2004年,党的十六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8. 2004年,中国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首次将“人权”概念引入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同时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9. 2004年,国务院发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确立了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10. 2007年,中共十七大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

俞可平 (进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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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要有突破,党内民主、基层民主、官员选拔等层面都应该有所突破。民主法治进程,不是想不想、喜欢不喜欢的问题,是必须的问题、不得不的问题。要实现国家真正的长治久安,就必须大力推进民主法治。经济发展了,如果民主法治跟不上,社会就会更加不公平,稳定的压力就会更大。本文为凤凰网对俞可平先生的专访。

  

  中国实现民主的三条路径

  

  记者:俞教授称民主是个好东西,具体到中国,实现民主的路径是怎样的?

  俞可平:谢谢你们多次诚恳的约访。关于中国的政治改革或民主法治,我实在没有什么新东西可讲,老生常谈,读者不喜欢,我也不喜欢。如果能够不采访或访谈后不发表,那是最好,那就更感谢你们。

  比如说发展中国民主的现实道路,我早就认定三条路线,观点也一直没有改变。在国内这么讲,国外也这么讲;在党内这么讲,在党外也这么讲,在《人民日报》这么讲,在记者也一样这么讲。

  第一条路线,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或者人民民主。党掌握着国家的核心权力,假如核心权力没有民主,这个国家将来会怎么样?有一些体制外的朋友反对党内民主,认为党内民主只是党员内部的事情,与党外的人没有关系,这其实是对中国政治太不了解。举个例子,假如一个市委书记专制、搞特权,这难道跟全市的老百姓没关系吗?老百姓可能就遭殃,其他干部也可能遭殃;如果这个市委书记很清廉、很民主、很开明、很有能力,给老百姓带来许多实惠,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所以不能说党内民主就只跟党有关系,跟老百姓没关系。党是领导核心,扩大党内民主就是扩大权力核心层的民主,是从核心向外围的扩散。这是第一条路线。

  第二条路线,就是发展基层民主,从基层逐渐到高层。基层民主直接面对老百姓,一方面,扩大基层民主能够使老百姓直接得益;另一方面,基层民主比较安全,可以试错、可控,不会产生剧烈的动荡,可以不断地积累经验,能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利益。

  第三条路线,要从更少的竞争到更多的竞争,民主是应该竞争的。更多的竞争,简单说,就是让老百姓有更多的选择权。首先要有竞争性的选举,就是选官时要让老百姓有更多的选择权;竞争还包括在决策上,不能谁是主要领导就听谁的,应当有更多的选择。

  以上这三条路径,虽然我已经提出好多年了,但到目前为止我不认为它们已经过时了。

  

  推进民主法治要有突破性的举措

  

  记者:现在我们国家在推进民主的过程中,感觉是这样:高层推行民主的决心很明确,具体的民主实践在基层进行,中间是不是架空了?而这一部分人又恰恰有很强的民主意识和诉求。

  俞可平:确实,这中间有严重的脱节。中央一直强调没有民主和法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现代化。把党内民主当作党的生命,把人民民主当作社会主义的生命,把民主都当作我们的生命了,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十五大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十七大以后,一直讲要更高地举起人民民主的旗帜,明确讲了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和重点发展基层民主。这些都是国家的重大政治发展战略。但关键是要有具体的制度,要有操作机制,要有切实可行的措施,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民主。有关决策部门和地方政府,应该把中央的政治发展战略转化为具体的制度机制。中间之所以有严重的脱节,是因为不少制度跟不上,切实有效的举措不多。结果是,中央的许多重大战略部署没有落到实处。久而久之,甚至会产生一些副作用,一些人误以为中央领导强调民主,只是讲讲而已。

  我一直主张我们的改革不能搞休克疗法,不要突变。但我一直呼吁要有突破性的发展、突破性的改革。具体怎样改革?我提倡的是增量改革,之所以用增量改革而不是渐进改革,决不是文字游戏。这两者有实质的差别。渐进式改革强调的是过程,增量改革强调的是结果。改革的结果要增量,增什么量?人民的利益总量要增加。所以我强调,重点不在改革过程的渐进性,而在增进民众利益的实际结果。

  从总体上说,我主张要一步一步改革,强调循序渐进,但我们要突破,如果没有突破就没有实质性的进步;实质性的进步有赖于突破性的发展、突破性的改革。比如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突破。邓小平是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他的改革开放进程,其实就是一系列突破性改革和发展的过程。现在我们同样需要他那种雄才大略,在一些严重制约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协调发展和科学发展的领域进行突破性的改革,这关系到老百姓的利益、党的利益、民族的利益。

  

  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都要有所突破

  

  记者:在政治体制改革上,除了选举,您觉得还应该在哪些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

  俞可平:有很多方面可以突破:首先,应该在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方面有所突破。我特别赞同十七大把我国现阶段民主政治建设的重点放在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上。党内民主就是权力核心层的民主;基层民主能够使老百姓直接受益。而且推进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即便出现一些波折,也不会严重影响国家的政治稳定。但这两个重点领域目前突破性的举措太少,首先要在这两个领域有突破性发展:党内的选举和决策制度应当尽快出台一些突破性的重大举措;基层民主方面,公推公选应当在更大范围内推广,不应当只是在党内,事实上政府更应该推广,基层多一点突破性改革,对老百姓有好处,对国家来说也不会产生剧烈的动荡。

  其次,要实质性地推进国家的法治进程。我一直认为,民主与法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民主和法治必须同时推进,两者不可偏颇。不严格依法治国和依法治党,民主就会跛足,甚至失控。不大力推进民主,法治也很难落到实处。我认为,要依法治国必须先依法治党,正像要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一样,也要用依法治党来促进依法治国。

  第三,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也要突破。这些年我们有一些很好的行政改革,比如一站式服务,这个也是突破。许多地方已经推行,四川全省已经推广,老百姓从中得到了很多实惠,原来老百姓办事要找这个衙门那个衙门,现在在一个地方全都办妥了。但现在还没有在全国普遍实行,为什么不上升为全国性的制度呢?这都需要突破。

  

  解决腐败问题仅靠监督不行

  

  记者:党内民主,在可预期的十年内,会不会有大的突破?比如说在十八大时会不会有一个突破?现在干部的腐败问题依然相当严重,这方面如何突破?

  俞可平:我认为党内民主必须要有突破。在可见的将来,如果没有重大突破的话,我们会遇到很大的困难,甚至在政治发展道路上会付出很沉重的代价。但我不敢具体地说,到什么时候会有什么突破。

  反腐败当然也需要有突破。现在我们压倒性地强调要加强权力监督,这当然没有错。但解决腐败问题仅靠监督是不够的,如果一个人生性就贪,品行恶劣,即使对他进行全天候的监督,他也会千方百计钻空子;假如这个人品行较高,并不那么贪婪,即使监督有些漏洞,他也不至于一定成为贪官。所以仅靠监督不行,还要注意如何从源头上预防--就是如何选好官。

  当然光选好官也还不够,没有合适的制度,好官也会变坏。如果没有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今天禁得住诱惑,明天也可能不贪,但大后天呢?制度设计要假定一个好官变坏了怎么办,如果他没有变坏,那不是更好吗?这就涉及到权力的分工和制约。就像开一扇门需要有两把钥匙,一个人拿了打不开,还得有另外一把钥匙才可以。这就是权力的制衡和制约。

  所以,要真正克服腐败难题,首先是在选官环节做文章,其次要做到权力的分工和制约,第三才是监督。选官也好、分权也好、监督也好,又有许多环节,这其实需要一整套完备的制度。

  

  设计制度应多听取利益相关者及学者意见

  

  记者:俞教授今天多次提到制度,在很多事情上也在急切地希望早日建立起完善的制度。但感觉又很难推进,究竟如何才能建立起一套您理想中的制度?突破的主体应该是哪些人?

  俞可平:决定一个社会发展包括两个因素:一个是制度因素,一个是人的因素,但更重要的还是制度。

  首先,核心的制度还是应由中央决策部门来制定和推进。地方政府有一些制度性探索,中央如果觉得不错,就应该认真总结,尽快上升到国家制度的高度,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即使地方在改革实践中出现一些问题,也要善于引导,鼓励试错,及时纠正。地方政府则要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在已有的制度框架内,积极进行改革创新,为上级决策提供实践依据。所以中央和地方其实都很重要,地方要不断地去创新和探索,但中央应及时将探索中好的改革经验上升为制度层面,进一步完善并在更大的范围内推广。

  第二,当一种制度在设计的时候,一定要广泛听取意见。制度设计要多听专家的意见,多听听利益相关者的意见。为什么我们的一些制度总是朝令夕改?就是决策、立法程序不够民主和科学。年前拜访吴敬琏先生,他就说特别希望最高决策者能多听听专家的意见。国家这么大,决策者不可能什么都知道,应该多听取各种意见,而且不要搞形式主义。反过来,专家学者也应当有责任感,为国家、社会尽自己的一份责任,而不是就去捧捧场、说说好话,拿点出场费。在中国古代,我们因为有科举制度,能够不断地把民族中的精英选拔出来,给他们权力,其中不少人自身的道德素质和责任感也是很强的。我们现在应当有更好的制度,能让我们的精英,为国家、为社会多尽责任。这些年来日益重视思想库和智囊团的作用,这是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一个重大举措。

  

  基层选举应扩展到县一级

  

  记者:我国的民主政治进程,比如基层选举,在可预见的十年内,会扩展到哪一级?

  俞可平:这个就看对基层的定义,我们现在界定的基层为乡镇,我觉得基层应当包含县一级。县一级,不仅对我们整个政治改革和行政管理特别重要,对基层民主也特别重要。

  我认为在不远的将来,县一级在民主法治方面和政治改革方面尤其要有一些突破和发展,例如人民代表和党代表的选举、县乡领导的选拔、社会自治、公民参与、政务公开、财政预算、依法行政和公共服务等,都应有一些突破性的改革。这至少是我的希望吧,我也觉得我们能够做到,也应该做到。因为县一级太重要了。乡镇比村重要,县比乡镇更重要。

  

  只有民主法治才能够保证长治久安

  

  记者:民主也是要有一定的条件,比如公民的政治意愿。在当下中国,一些中坚人士(或者说中产人士)以及网络民意,对民主的呼声可能会更高一些,但目前又没有一个很好的出口。他们的诉求何时可能会有一个好的出口?

  俞可平:民主法治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情,也不仅仅是党的事情,是全社会、全民族的事情。从近处看,它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公正,从远处看,它关系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稳定,这是前提。但这些年来我们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代价越来越高,突发事件层出不穷,党和政府维护稳定的压力在不断增大。为什么会如此?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在社会公正、公民参与和依法治国方面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我们急需尽早完成从以堵为主的静态稳定,到以疏为主的动态稳定的转变。这就需要实质性地推进民主法治的进程。

  我们的网络上有一种很奇特的现象,中国的博客、论坛大都谈论政治,在国外很少这样,都是谈论兴趣、爱好、旅游等等。而在国内产生重大影响的不少政治事件,首先是从网上出来的。这就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互联网或者手机,正在成为公民参与的日常渠道,变得越来越重要;第二,事实上也说明其他参与渠道不够通畅,所以都挤到网络上来。假如其他公共参与的渠道很好、很通畅,我认为我国的网络政治就不会是这个样子。

  我们的重点要放在扩大参与的渠道上。扩大公民有序参与的渠道不仅仅是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权的问题,事实上也是社会稳定问题。只有民主政治才能够保证长治久安。这里的稳定,是动态的稳定,就是让大家把话说出来。公民的自由表达权,是其基本的人权,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前提。如果你对我错,我就改,就调整我的制度,达到一种新的平衡;如果你错我对,那我就按照法律来处理。要实现这种动态平衡,就需要拓宽参与渠道。

  如果还用传统的方式,以堵和压为主,问题会越积越多,我们付出的稳定代价也会越来越大。去年国庆、前年的奥运会、今年的两会,北京在社会治安方面做得很好,都没有发生安全事故。但维护安全的代价也变得越来越高。据报道,今年两会期间,北京有60万人维护治安,这个代价其实是很大的。要想实现真正的长治久安,只能通过民主法治的方式,中华民族的振兴也只能依靠民主法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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