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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世政治与华夏价值观政治的本质差异,发自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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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世政治与华夏价值观政治的本质差异,发自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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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草根大众切身感受到“民主是个好东西”,公众的参政目的也由情感走向理性,从表面参与走向深度参与,在对政府权力运行、决策的监督中,公民成为共和国60年推动民主政治前进的主体力量。民主,已从先辈志士仁人的革命理想转变为亿万民众的基本诉求民主中国60年巨变:从精英理想到大众诉求 当草根大众切身感受到“民主是个好东西”,公众的参政目的也由情感走向理性,从表面参与走向深度参与,在对政府权力运行、决策的监督中,公民成为共和国60年推动民主政治前进的主体力量。民主,已从先辈志士仁人的革命理想转变为亿万民众的基本诉求,成为普通民众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  民主中国60年巨变:从精英理想到大众诉求  8月13日,在共和国即将迎来60华诞时,新华社播发评论: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勿替人民当家做主。评论指出:在一些地方,人民的主体地位并没有得到充分尊重,替人民当家做主现象时有发生,损害群众权益,忽视群众诉求……产生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少数领导干部没有认清手中权力的本质,没有摆正主人与公仆的位置……  时间推移到30年前的1979年,新华社在9月5日播发的一则新闻因其经典而成为新闻学院课堂教材。这篇报道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豫剧《唐知县审诰命》中知县唐成的这一题款,现在变成了许多人的口头语。”  同为国家通讯社播发的稿件,从“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到“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勿替人民当家做主”,从冀望官员为民做主到警示官员认清权力本质,此中的变化恰恰折射了社会思潮的巨变。  民主,融进了五四精神,融进了千千万万革命者的血液,汇入了新中国国旗的鲜红底色。在共和国两周年之际,马叙伦在《人民日报》发表长文,流露当时国人对民主、对“当家做主”的欣喜:“我首先要说真正的民主是什么?真正的民主国家是怎样的?……这首先该从主义和制度上来说:我们中国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也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领导的政权组织;它的体制是民主集中制……这样的制度,表现了我们国家的政权是真正属于人民的。”  “十年浩劫”结束后,1978年12月,邓小平在其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重提民主,语重心长:“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  深圳当年的风云人物袁庚,1988年11月一次即席演讲时说:“我们还主张,领导层要有透明度,人民要有知情权。当你作出有关人民利益的决策时,人民理所当然有权过问你。蛇口除了实行选举领导人之外,还实行一年一次的信任投票制度,即给人民以罢免权,在这里已坚持6年了。这就是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其中还包括舆论监督,不违反宪法的言论自由、各种群众性的压力团体等等。谁都明白,如果地球没有自己的轨道,没有制衡的力量,那就可能撞到太阳上去而毁灭掉。”  当高层和学界对民主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大声疾呼时,新世纪中国的草根民众对民主有了切身体悟。开门立法、民意听证、民主测评、公推直选……民主正日渐成为公民参与政府决策和与自己利益相关事物的过程。通过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问政于民,民主也日益成为政府密切联系群众的主渠道。  2009年初,北京大学政治学教授李景鹏在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教授《民主造福中国》新书发布会上对媒体记者一连串发问,明晰了未来民主建设的多重关系:“如何通过民主建设造福中国?如何使民主与法治相互支撑相互促进和发展?如何使民主与民生相辅相成?如何使民主的普遍性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更好地结合?如何实现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结合,使选举、决策职能能行使得更好?如何发展党内民主,推动社会民主?对民主的讨论到了一个紧要的关头,也是敏感的时刻!”  网络成为推进民主新引擎  20世纪末强势席卷全球的互联网在改变着地球人的生活方式的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意见表达和政治参与方式。网络逐渐成为民众进行政治参与的新途径,成为民主在中国3.3亿网民中普及流行的加速器。  几乎各种社会问题都可以“暴露”在网上,形成利益诉求的第二落点,各种利益群体可以利用互联网表达利益诉求;各种观点意见汇聚到网上,形成民间舆论的强大集散地。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同网民线上交流,体现出了国家对网络民意的高度重视。无论是党委政府邀请网民“拍砖”、“人肉搜索”腐败官员,还是官方邀请网民参与“躲猫猫”事件调查……越来越多的公民可以通过互联网表达自己的意见,并由此影响政府决策,最终参与到政府决策之中。网络民主成为中国政治文明的新鲜符号。  然而,在中国庞大的治理体系中,也有相当部分的官员对网络民主仍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尊重,一些涉及网络民主的负面消息不断挑战公民的底线。河南省灵宝人王帅因不满家乡政府在征地中的一些做法,在上海发帖批评灵宝市政府,灵宝警方远赴上海抓人。面对群众的网络表达,部分官员动辄祭出司法“杀手锏”,对网络表达施以暴力打击和压制,体现出其执政的不自信和对民意的傲慢。权利、权力冲突凸显民主建设软肋  改革开放30年,既是人民群众得到经济实惠最多的30年,也是广大干部群众权利意识觉醒和复苏最广泛的30年。“越来越多的民众,特别是处于弱势的农民和工人,在权利受到侵害时不再沉默,而是选择维权,公民权利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所维护的权利向基本人权发展。”学者于建嵘对半月谈记者指出,这是30多年来中国公民对待权利态度的重要变化,中国进入了权利时代。  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被写进宪法,正是我国公民权利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然而,随着权利表达方式日趋多样、权力监管诉求日益强烈,公民权利与官员权力的碰撞也连续不断。  尊重合理利益表达,目前似乎需要的主要是政府主要官员的胸襟和气度。厦门PX事件最终得到了妥善解决;上海磁悬浮事件也“冷处理、徐图之”;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和司机直接对话,解决问题。  人们更多见的,则常常是政府和民众之间互相“掐架”:陇南事件、孟连事件等等,均是权利遭遇权力之后的冲突。反腐败研究专家李永忠对半月谈记者指出: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体制已大体市场化了,而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不少地方和单位还没有做到十七大报告要求的“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因此,当前一些社会矛盾的症结,在不少地方和单位,越来越表现为权力的代表性滞后于人民日益增长的权利意识。  诸多维权行动的起因往往就是对权力的运行不满,但由于权益当事人对于如何更加顺畅维护自己的权益没有渠道、办法,而权力此时对公众的利益表达不乐见甚至加以遏制、打击,最终导致恶性爆发。俞可平教授指出:“我们现在有些干部一看到干群关系紧张,就简单地以为是不是我们的社会稳定机制有问题?不是的!事实上更根本的原因是公民和政治的关系,是和公民的参与渠道是否畅通、政府是否具有公信力有关系,这是需要民主的。”  国人正日渐了悟:民主的真谛正是权利的张扬,是对权力的制约。  走向善治:以法治之舟承载民主  民主扬帆离不开法治护航。十年“文革”最惨痛的教训之一,就是无数的公民,甚至国家主席,受到了非法迫害。见证了中国法治60年变化的法学家江平,把中国法治发展概括为四个阶段:实用主义、虚无主义、经验主义及依法治国阶段。法律实用主义阶段是由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开始,领导人制订的法律主要作为统治工具,合适便用,不合适则完全不予理会。其后是“文革”时期的虚无主义阶段,这时一切法律都废除,公检法不存在,领导人“一句顶万句”。第三阶段是由1978年改革开始,属法律经验主义阶段,邓小平提出要有法必依。当时大家仍是摸着石头过河,法律并非根据理想模式制订,而只是用经验写法律。最后则是法治上升为治国方略的依法治国阶段。  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构建起来,法律的地位和权威逐步确立,法治精神在全社会加速形成。历史证明,没有强大的司法制约的强势政府,必然以公共利益之名,甚至连这个名义都不要,随意侵害民众权益。  诚如俞可平教授指出的:“若没有法治,公民的民主权利就有可能随时被剥夺,公民的政治参与就有可能破坏社会稳定,民主进程就有可能导致秩序的失控。法治的实质意义,是宪法和法律成为公共生活的最高权威。任何个人和任何组织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必须服从法律的权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样的一种法治,只有在民主政治条件下才能真正实行。因此,法治的真谛在于民主。”(半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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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可平 (进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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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力与权威是政治学的核心范畴。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权力是迫使对方服从的制度性强制力量,权威是一种使对象因信服而顺从的影响力,两者的实质性区别是强制服从和自愿服从。在中国的传统语境中,没有作为现代政治学核心范畴的“权力”与“权威”概念,然而,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有两个重要范畴“霸道”(“以力服人”,常人治理国家的方式)与“王道”(“以德服人”,圣人治理国家的理想模式)。

  《敬畏民意》这本书,集中关注中国目前的民主治理和政治改革问题。

   关于中国传统的“王道”与“霸道”,鲁迅做过如此的评析:“在中国其实彻底的未曾有过王道。”“在中国的王道,看去虽然好像是和霸道对立的东西,其实却是兄弟,在这之前和之后,一定有霸道跑来的。”从现代政治学关于权力与权威的原理来看,鲁迅的分析极其深刻,也最接近中国传统政治的现实。

  我特别注意区分两种学问,一种是天国的学问,一种是尘世的学问。天国的学问是纯学问,就像登山,谁爬得快就登得高,即便成千上万的人成群结队与他竞争,还是赶超不了。而尘世的学问,一个人不行,需要集体的力量。因为解决这些问题既需要基本的共识,更需要大家的共同合作和努力。尘世的学问,即现实的学问,需要相互切磋,需要集思广益。

   首先,在传统政治中,权力与权威是不可分离的,正如强力是服从的基础一样,权力也是权威的基础。其次,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种以权力为本位的官本主义政治文化和社会政治形态。在这种政治文化和社会政治形态中,权力关系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在官本主义条件下,权力成为衡量人的社会价值的基本标准,也是影响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属性的决定性因素。在绵延数千年的传统中国,“每一个中国人的理想始终是当官,这被看成是权力的顶点与幸福的极致”。正如民本主义只是理想、官本主义才是现实一样,“王道”政治只是理想,“霸道”政治才是现实。

  《敬畏民意》正是后一种学问,是现实的学问,是现实关怀的产物。我希望,我书中的观点,能与更多的人所分享,大家一起构建改革共识,凝聚理性,一点一滴地推动社会政治的进步。政治的进步,是最深刻的社会进步,因为它将人类文明的成果用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 ——俞可平

   握有权力的统治者其实非常清楚,仅有“王道”远不足以维护其统治,必须“王霸”并用。“国之所以重,主之所以尊者,力也。”(《商君书•慎法》)汉宣帝更是直言不讳地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与理想主义的儒者不同,中国传统的统治者清醒地认识到,要使手中的权力具有强大的权威,仅有“内圣”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采取其他方法。“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威势者,人主之筋力也。”(《韩非子•人主》)《诗》曰:“敬慎威仪,维民之则。”(《诗经•荡之什》)为了增强当权者的“威势”,传统中国发展起了一整套十分完备的礼仪、制度和方法。

  

   首先是增强权威的礼仪体系。古人早已认识到,礼仪可以增强权威,形成威慑力量。《诗经》曰:“古训是式;威仪是力。”(《诗经•烝民》)西周时就有“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中庸》)之说。礼仪是中国传统社会维系秩序的基本规范,“礼崩乐坏”通常用来形容社会秩序的失控。传统中国的官方礼仪,完全按照官爵本位而设立。有什么样的官爵,就享有什么样的礼仪。从官邸的“几进几出”、官员的衣服穿戴和“鸣锣开道”的仪仗警卫,到朝会的班次序列、印信的尺寸规制、公文的行文格式、奏章的言语表述,直至官员死后的陵墓规格,均按照官员的品秩等级予以严格的规定。《左传》所说“上下有服”,指的就是不同等级的官员其所穿衣服和所乘车子不同。

  相信中国,相信民主是个好东西

   其次是神化权威的荣誉体系。个人的荣誉分为生前与死后两种,在中国古代,这两种荣誉都与权力紧密相关,人们的官爵就是其最重要的社会“名分”。在传统社会,一个人生前最重要的荣誉是被朝廷封爵。人死后的官方荣誉,古代称“谥号”。在古代中国,对达官贵人死后的名号,有一整套十分完备的制度,即“谥法”。“生无爵,死无谥”,几乎是整个传统中国的定例。不同的官爵,人死的称呼也不同:“天子死曰崩,诸侯死曰薨,大夫死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礼记•曲礼下》)至高无上的荣誉,照例要给至高无上的皇帝。如清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的谥号是“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仁皇帝”。

  

   最后是美化权力的文化价值体系。在传统中国,权位的高低甚至成为评判知识文化水平和伦理道德水平的标尺,官阶越高,似乎掌握的知识和真理就越多,伦理道德水平也越高。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常常既是真理和知识的化身,也是美德和高尚的代表。对士大夫科举考试的成绩进行裁判的,不是教书先生,而是负责学政的高级官僚,而最后钦定“殿试”前三甲的权利则非皇帝莫属。皇帝不仅是民之“人主”,也是思想的导师和道德的楷模。

  【书摘】

   那么,在现代政治条件下,权力与权威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从强制服从的权力转变为自愿顺从的权威,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

  

   现代政治区别于传统政治的本质特征,就是社会政治生活从官员的权力本位转向公民的权利本位。这一实质性的转变,从根本上改变了权力和权威的合法性来源和整个制度环境,从而也改变了权力成为权威的机制。民主而非专制,法治而非人治,善治而非善政,成为现代政治权威的主要合法性来源。与此相一致,只有沿着民主、法治和善治的道路,政治权威的增强才符合现代政治文明的要求和趋势。

  民主作为一种普遍的人类价值,主要不是发展的手段,而是发展的目标。以人的自由、平等、尊严为核心的民主政治本身就是一种基本价值,正像福利是一种基本价值一样。

   首先是民主。民主是现代国家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它最早产生于西方国家,但它也是人类的共同价值。民主要求“权为民所有”。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才是国家主权的掌握者,民意成为政治权威最重要的来源。在中国传统的民本政治条件下,最高权力属于帝王或其他统治者;人民是臣民,而不是主人。在民本政治下,民意只是工具,统治者重视民意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只有在民主政治下,民意才成为价值,执政者重视民意,是为了维护公民的权益。

  ——《全球化与“中国模式”》 P53

   民主要求“权为民所用”。现代国家的所有权力都是为了增进国民的公共利益,是政府服务人民的工具。权力本身不应当是官员的目标,公民的利益才是权力所要实现的最终价值。要实现这种价值,就必须了解民众有什么要求,有什么希望;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喜欢什么,痛恨什么。简而言之,政府的政策必须建立在民意的基础上,必须反映民众的心声,满足公民的需求。

  

   民主要求“权为民所赋”,国家的所有权力源于人民,都是由人民给予的。“权为民所赋”的基本前提,就是掌握国家权力的党政官员应当是民意的代表。国家应当有一套公平公正的程序和制度,确保政府官员真正成为人民群众的利益代表,成为广大公民的民意代表。

  新京报:在影响广泛的《民主是个好东西》以后,你又相继发表了《让民主造福中国》和《思想解放与政治进步》等关注“尘世学问”的著作,现在又出版了《敬畏民意》,孜孜不倦地致力于推进中国的民主政治。但仍然有一些学者提出截然不同的观点,例如,有人主张中国“要法治”而不要民主;有人建议,“要自由”而不要民主;有人认为,“不能简单说,民主是个好东西”;有人用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民主的“乱”,新加坡威权制度的“好”,以及中东的最新例子,来论证民主不是个好东西。你怎么看待这些观点?

   其次是法治。法治不同于法制:法制强调的重点是严格依法治理,法治除了强调依法治理外,更强调宪法和法律是公共治理的最高权威。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权威。这也是法治的本质意义,是法治区别于人治的实质所在。

  俞可平:这毫不奇怪,这个世界从来都不缺反对民主的人。有些人是故意的,有些人是盲从的;有些人是直接的,但更多是间接的。我最不想看到的是,那些并没有真正清楚民主的意义、同时自己的民主权利也远没有充分实现的人,也跟着一些人反对和质疑民主,这有点像俗话说的“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

   在传统社会,可以有法制(rule by law),但绝没有法治(rule of law)。因为在法律之上,总有一个更高的权威,即皇帝的权威。要确立现代民主政治条件下的政治权威,就必须确立现代的国家法治体系,它必须具备以下三个要素:

  其实,我从来没说过民主是十全十美的和无所不能的,我只是说在人类迄今发明的政治制度中,相对来说民主是最好的一种。同时,我始终认为,民主与法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不可分离。在我看来,说“要自由而不要民主”,就像说“要自由贸易而不要市场经济”一样不得要领。

   第一,法律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其根本功能是保障人民的主体地位。国家的法律体制必须最大限度地体现和反映民意,这是现代国家法治体系的合法性基础。

  有些人批评说,不能简单地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只能说“好民主才是好东西”。这正如讲,你不能说“人是要吃饭的”,而只能说“正常的人是要吃饭的”一样。因为人在不正常状态下,可能不要吃饭,例如急救中的重病人。按照这种逻辑,我们都不能正常说话了。

   第二,国家必须拥有完备的法律体系,各类组织、各个群体和全体公民的经济行为、政治行为和社会行为均有基本的法律规范可遵循。特别是公共权力必须有法律的授权,法无授权不可为。

  一种制度的好坏,归根结底只有本国人民才有发言权。我倡导的是“增量民主”,即发展民主的着眼点是不断增加人民群众现实的政治权益。如果民主的结果是法治破坏,社会动荡,那就只会损害人民的政治权益。这样的“民主”,从来不是我倡导的民主。决不能简单地拿其他国家的情况来与中国进行类比。

   第三,国家的法律体系不仅应当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还必须具有合理性和科学性。“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换言之,国家的法律必须是良法,而非恶法,能够反映社会的客观需要,体现公平公正的根本原则,有效保障公民的正当权益。

  我们不仅要有对民主的信心,也要有对我们党和人民的信心。正如当年毛主席所说,“我们要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我们一定能够找到一条合适的民主发展道路,不断增大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权益。

   最后是善治。在不同的语境中,对善治的意义有不同的理解。在中国的语境中,简单地说,善治就是好的治理。进一步说,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过程和治理活动。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一种“官民共治”。换言之,善治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善治包括参与、责任、法治、透明、服务、公正、秩序、廉洁、效率等要素,它正在成为当代政治最重要的合法性源泉。

  

   要实现这样一种理想的善治,需要政府与公民的共同努力,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政治的进步,公民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将变得日益重要。善治不仅是政府要有好的治理,而且整个社会也要有好的治理。因此,一方面,善治需要一个良好的政府,善政是通向善治的关键,欲达到善治,首先必须实现善政;另一方面,光靠政府自身是远不可能实现善治的,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或称民间社会(市民社会)是实现善治的前提。

  通畅民意渠道,拓展表达空间

   在现代民主政治条件下,特别是在网络化和全球化时代,不仅公共权威的合法性完全改变了,而且政府官员个人权威的合法性来源也极大地改变了。

  

   官员要对民众拥有足够的权威,不再需要传统政治的那套神化、特权、等级和威仪体系,而更需要透明、平等、责任、民主和法治。

  【书摘】

   “多一些治理,少一些统治”已经成为人类政治发展的普遍趋势;统治将变得更不重要,治理将变得更加重要。与此相适应,一方面,公共权力和政治领袖也将变得更不重要,而公民及公民权利将变得更加重要;另一方面,公共权威的来源将日益多样化,除了权力之外,知识、技能、财富、声誉,特别是网络将成为权威的重要来源。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本文有删减)

  我深信,会有更多的民众珍惜权利,会有更多的学者怀抱理想,会有更多的官员敬畏民意。民意所向,即如潮流所趋。“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信然!

  

  如果大多数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人民就有权收回委托给执政者的权力。能否从制度上保证民意的向背成为执政者权力去留的决定性因素。

  

  ——《敬畏民意》P3-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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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京报: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敬畏民意,首先须洞观时局,默验舆情,即知“民意”,知而后敬,知而后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沉思网(),栏目: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中国政治 本文链接:/data/105659.html 文章来源:凤凰大学问

  俞可平:敬畏民意,当然不能只停留于口号。如果那样,就谈不上“敬畏民意”,而是“糊弄民意”。敬畏是发自内心的,而且要付诸行动。确实如你说,敬畏民意首先就要了解民意。不知民意,连“为民做主”都做不到,更何谈“人民当家作主”?要了解民意,首先需要让民意能够得以充分表达。

  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社会,基本处于铁板一块的状态,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高度一体化,利益单一化,声音也只有一个。改革开放这么多年,社会已经发生结构性分化,原先的单一性社会已经转变为多样性社会。不同的利益群体已经形成,而不同的利益群体,必然有不同的需求。虽然党和政府一直在拓展民意表达渠道,但远远跟不上民意多样性表达的现实需要。让不同的声音表达出来,疏通并扩大民意表达渠道,对于推进中国的政治进步尤其重要。

  新京报:但当下中国,民意的表达空间以及表达途径,并非全然自由通畅,如何才能使“敬畏民意”不停留于口号与呐喊?

  俞可平:制度性的民意表达受阻,已使中国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社会现象。比如,中国的网民,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国外的网民,通常的议题是谈情说爱,风花雪月,吃喝玩乐,中国的网民则高度关注政治。这么多网民在虚拟空间中谈论政治,是因为现实社会中缺乏制度性的参与渠道。因为没有足够的制度化渠道来表达其观点,所以网络变成了政治言论的表达阵地。

  你看,这些年中影响广泛的政治事件,多半是在网上产生的。网民参政议政,成为中国公民社会的重要特色。此外,令各级政府十分头疼的民众上访,数量和规模也一直居高不下,群体性上访事件层出不穷,主要原因也是制度性利益表达受阻。只要百姓有冤无处诉,有求无处应,即使你不让他“游行”,他也可能上街“散步”;你不让他“示威”,他也可能到机关去“喝茶”。如果民意是通过“非正常的”渠道和形式得以表达的,那难免这些表达的“非理性”。

  利益多元化,诉求多元化,而没有相应的表达渠道,那么,民意被阻滞、被扭曲,直至“被代表”,都在所难免。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制度性改革,这是一个比较紧迫的任务。已有的制度性利益表达渠道,须与时俱进,加以改善;更重要的是增加新的渠道,拓展言论表达的空间。特别是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宏观制度环境,让各个利益群体都有通畅的渠道,最大限度地自由表达其意见和诉求。从本质上说,民意表达不仅事关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更事关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

  

  公民参与是民主的实质性要素

  

  【书摘】

  

  公民参与是民主治理的基础,公民参与程度愈高,民主治理的程度也就愈高。衡量中国公民参与状况的最重要环节有两个,即民主选举和协商民主。前者关系到政府官员是否代表人民,后者关系到政府决策是否充分体现民意。

  ——《中国治理评估框架》 P200

  

  新京报:你提倡“官民共治”的社会治理模式,这种治理模式是需要建立在官方与民间的良性对话互动之上的。现实中,有时官方与民间很难实践对话互动。

  俞可平:这几年来,我们有一个非常忧虑的现象,就是公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并没有像我们所预想的那样,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而增加。有时甚至相反,民生改进了,但人民对政府的满意度反而下降了。前两天发布的《中国道德伦理报告》称,“伦理道德方面最不满意的群体”,政府官员以74.8%位居第一,接下来是演艺娱乐界48.6%、企业家群体33.7%。政府官员已经成为令民众最不满意的群体,而且居然位居不满意群体之首!

  这使得我们去反思,为何政府做了那么多对改善民生很有意义的事情,而人民却没有对政府更满意。不久前我去南方一个城市做调研,就有官员跟我说:“我不明白,我从早上鸡叫干到晚上鬼叫,这么辛辛苦苦,老百姓却对我们愈加不满意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了,怎么还一直在骂娘?”我就告诉他:“人不是一般的动物,有多种需求。在满足一般的物质需求之后,就会产生参与的需求,想要有发言权,要获得尊严公平。后面这些需求,仅发展经济是满足不了的。要靠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的改革,尤其是民主法治的推进。”

  新京报:消除这样的隔阂,增进官民之间的相互信任,具体可以有怎样的制度性解决方式?

  俞可平:民众对官员的不信任,除了官员自身的诚信遭遇危机之外,也说明我们在选举、对话、协商、参与等民主政治的重要环节还存在很多不完善之处,这是民主建设滞后的结果。

  过去人们没有这么多的民主需求,而现在公众的政治需求越来越大。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参与平台,民众就会觉得自己的权利没有受到尊重,即使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同样也会产生对政府的不信任。

  所以,要增进官民之间的相互信任,除了政府要有诚信和官员要讲真话等执政道德建设之外,从根本上说,还是要推进民主法治建设,特别是推进中央一直倡导的民主选举、民主参与、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这四个环节缺一不可,其中民主选举和民主参与尤其重要。

  很多人片面理解,以为民主就是选举,其实,选举主要解决授权的问题。授权之后的决策环节,民主过程就体现为公众参与和协商对话,政府要听取公民的意见,要与公民协商对话。这种民主参与,也同样极其重要。

  这几年,我们在这方面有许多重要的进展,比如政策听证会、民主恳谈和决策咨询等,但还做得远远不够。政府在做重大决策的时候,听取利益相关方的意见,既可以使决策更加科学,更可以增强官民之间的相互信任。

  公民参与是民主政治的实质性要素,像民主选举一样,意义十分重大。公民参与的过程,是增进官民相互信任的过程,也是官民合作治理的过程,还是提高公民自身参政能力的过程。

  

  权力是一种公共责任

  

  【书摘】

  谁产生权力,权力就对谁负责,这是政治学的公理。是上级领导给了我权力,我当然首先就对上级领导负责;是百姓给了我权力,我首先对老百姓负责。如果民意在干部心中的分量重了,干部就会想方设法增加老百姓的利益,通过增加老百姓的利益获得选民的支持。

  ——《好的地方改革应上升为国家制度》 P234

  

  新京报:理性地认识、理解权力,是现代社会政治生活的一个基础。但是中国有很浓重的官本位思想,迷信权力。有些人,对社会腐败大加挞伐,却又对不正常的物质利益有所艳羡。

  俞可平:我写《敬畏民意》,就是希望这些基本常识能被更多人知道。这些常识能为整个社会所共享,这对政府,对人民都是有好处的。

  现在不少官员和民众,对权力本身的理解是狭隘的和错误的。以为权力就是去捞好处,谋利益。在民主政治条件下,权力是一种公共责任,它给政治精英提供公共服务的平台。即使从个人的角度看,如果境界高一点,体会到人活着,根本的追求不是物质利益,而是精神上的愉悦,就会以更加理性的态度来看待权力。

  新京报:你觉得,关于民权的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常识,怎样才能深入人心为社会所共享?

  俞可平:要使“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和“权为民所有”等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常识深入人心,有三个方面的工作要做。

  一是努力清除传统的封建专制政治文化的余毒,这种余毒还大量存在,其影响作用不可轻视。像“升官发财”、“任人唯亲”、“个人专断”、“人身依附”、“等级特权”等,都是传统政治的糟粕。二是强化现代的民主法治教育,在学校政治课中加大公民知识和民主法治知识的内容,党校对干部的培训也应当将民主法治教育当作重点。三是完善民主制度,通过民主的实践去塑造官员和民众的素质和人格。

  看看许多腐败官员的所做所想,会使人十分悲观。但我还是相对乐观的,因为我看到年轻一代在这方面的进步。在总结新中国60年的政治发展经验时,我对《人民日报》记者曾经说过,60年最深刻的政治进步是以自由、平等、正义、人权等为核心内容的新型政治文化的形成。

  像我们这一代人,政治评价更多倾向于传统式的思维,总是拿现在与过去比,觉得现在的政治生活比过去不知好多少。但年轻一代就不是这样,他们的政治评价更加倾向于独立自主,总会拿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觉得我们在哪些方面还不如人家,从而对现实提出种种批评。举个例子,一个人若因冤案入狱,出来之后,年龄大的人会首先感谢党感谢国家为其平反冤假错案;而年轻人出来后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向政府索赔。这就是民主的进步。

  

  中国应有自己的权力制约模式

  

  【书摘】

  我们不搬不学西方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但不等于说我们中国人的权力就天然无须监督,我们共产党的权力就天然无需制约。我们的权力同样需要监督和制约,不仅需要权力体制内部的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之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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