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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崩溃论,政治学与中国政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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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崩溃论,政治学与中国政治研究

进入专题: 中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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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跃进 (进入专栏)  

图片 2 王绍光教授在活动现场

3月29日,由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称“高研院”)主办,Center for US-China Policy Studies、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辑刊》编辑部协办的“政治学与中国政治研究”国际圆桌论坛(Roundtable: Political Science and Chinese Political Studies)在高研院2801室“通业大讲堂”举行。来自复旦大学、University of St. Thomas,Würzburg University,Davidson College,Old Dominion University,Cleveland State University、University of Tennessee、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吉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台湾大学和《学术月刊》杂志社等单位的三十余位学者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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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在这里谈论《中国·政道》、《中国·治道》,其实这两本书的写作经历了一个很长的思考过程,书名没有讲出内容的对立面是什么,但它隐含的是要批评另外一种东西,叫做“政体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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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体思维是什么?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多人谈论政治问题的时候使用的思维方式。我先举一个刚刚发生的例子,3月初美国华盛顿大学有一位沈大伟教授(David Shambaugh),他写了一篇文章,讲中国即将崩溃,开头就说“中国游戏的终局已经开始了”。我观察到这篇文章在国内有一些反应,海外也有一些评论。他在另外一个场合对自己的文章做了解释,说“中国即将崩溃”这话很多人说过。2001年有个叫章家敦(Gordon Chang)的也写过一本书,名叫《中国即将到来的崩溃》(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这本书写完以后,最高兴的是谁?是台湾的李登辉,中文版封面正中间就是李登辉的推荐语,说这本书描绘的是中国大陆的真实情况。

邓正来教授代表论坛举办方致辞,他首先欢迎和感谢中外学者与会,感谢论坛协办方对会议筹备的大力支持。就本次会议的宗旨,邓教授指出,第一、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国政治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对中国的政治学研究进行深刻的反思,思考如何推动中国政治学的发展。第二、中国政治学本身取得了很多发展,政治学从西方学术理论中,从其他学科领域中获得了很多的启示。但是,如何在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中国自己的概念系统、分析框架乃至学派,甚至形成自己的政治哲学,将是中国政治学在下一个发展阶段中的重大问题。他希望本次论坛的与会者能够为推进这两个问题的思考展开积极的理论的讨论。本次论坛为期一天,上下午共四个单元,分别为“政治学研究方法与中国政治研究”,“政治学理论研究与中国的适用性问题”、“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学分析方法与中国地方政治”。上午由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主持,下午由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副院长郭苏建教授主持。论坛话题回顾政治学研究方法与中国政治研究

  主持人:毛寿龙

很有意思的是,这本书的中文版还出了另外一个封面,说中国官方学者胡鞍钢、王绍光也赞成这个说法。我确实和胡鞍钢教授等人合写过一篇文章叫《最严重的警告》,针对的是当时中国存在的很多问题,他说这个证明我们也同意中国即将崩溃。如果我们再往前看,可以发现,几乎从1949年以后,就不断有人说中国即将崩溃,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想?我觉得是政体思维导致他们必然得出这个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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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讲人:景跃进

我自己在很长时间里也是用这种思维来思考问题的,主办今天这个活动的是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我自己是北大法律系毕业的。但我后来去学政治学,当时国内基本上没有这个学科,我就到国外去学,没有一个人跟我讲过政体思维。但我30多年后回头看,发现自己学到的东西很多都是出于政体思维。

美国圣托马斯大学Jon R.Taylor教授认为方法论的多元主义(而非方法论的实证主义)应是中国政治学方法论的一种选择,应倡导一种(包括问题导向的研究和理论导向的研究在内的)混合方法的路径。德国维尔茨堡大学Alpermann教授认为西方政治科学研究具有多样性,并不存在同一化的西方政治科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也应该多样化,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均应受到重视。戴维逊学院的Shelley Rigger教授指出,美国政治学研究中的方法论多元化与其政治学研究议题的分散有关,而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应该注意方法论“科学主义”霸权的倾向,建立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从而推动中国政治学的国际化进程;美国田纳西大学钟扬教授认为,与“政治学本土化”这一概念相比,用“中国政治研究与科学接轨”这一说法更恰切。政治学研究要在理论的框架下,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因果关系,最后再将研究成果上升到理论高度。中国人民大学张小劲教授认为,三十年来,相对于其他学科,政治学在研究方法方面处于很薄弱的层面,我们引进了很多的“主义”,但是这些理论对中国问题的解释力却显得有限,缺乏有实效意义的个案研究。复旦大学郭定平教授认为,基于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等因素,中国的政治学发展存在一些问题。他分析了“现代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思想对学生包括政治学研究者的负面影响,指出“想象力”、“解释力”和“创造力”对政治学发展的重要性。吉林大学周光辉教授则指出,提高政治学群体的专业化程度要在三个方面做出努力,即转向问题的专门研究,系统掌握某一议题的专门知识,加强政治学方法论的学习和运用。政治学理论研究与中国的适用性问题

  评论人:蔡霞、赖海榕、刘明兴

什么是政体思维?如果从思想史往前追溯的话,很多人读过柏拉图的《理想国》,但这本书的希腊文原文就是《政体论》,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写的《政治学》也是一种政体论。在《理想国》里,柏拉图按照统治者是一个人、少数人还是多数人,分成不同的政体,亚里士多德也是这么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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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方的政治思想史往下追溯,从古希腊追到古罗马的西塞罗,然后再追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马基雅维利等,再往后追到启蒙时代的很多思想家,他们谈论问题的时候,首先会说这个地方的政体是这个样子的,要么叫做君主制,要么叫做专制,要么叫做暴君,然后根据不同的政体来思考问题。

北京大学贾庆国教授指出,中国政治学要对中国的政治体制进行理论和逻辑层面上的探究,而评价和反思中国政治学的发展需要建立一个共识性的学术标准和学术规范体系。复旦大学林尚立教授在发言指出,价值与事实的冲突,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时常要面临的。在中国政治学研究中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中国的发展路径以及现实经验与经典理论和经验之间的冲突;其二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西方所代表的经典理论之间的冲突。这种尖锐,既源于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但同时也源于学术研究本身的认知误区。而关于价值中立问题,南京大学顾肃教授认为,尽管各种利益和政治的牵扯使政治学研究很难“净化”自己的思想“实验室”,但仍然有必要做到相对的价值中立。实现绝对价值中立的困难并不能一概抹杀相对价值中立的要求之必要性。即使从普遍的学术讨论的需要来看,至少是相对的价值中立才能建立共同的交流基础。中国人民大学杨光斌教授则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已经发生结构性变革。这就要求我们不能还用一些旧标签而看待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了的中国政治。复旦大学陈周旺副教授认为,美国政治学学科化的主要力量,但对于技术手段的过分依赖,也导致美国政治学背离政治学固有的公共性和反思性,沦落为一种工具理性,中国政治学不能简单地复制美国当年片面追求定量化的模式,中国的政治学的学科发展必须与中国的政治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发展

  毛寿龙:我经常听一些很高的官说:“中国一定要搞民主,再不搞民主就完蛋。民主一定要搞党的民主,党的民主一定要完善党的领导,完善党的领导,一定要提拔好人,管好干部,落实民主集中制。”这等于什么都没说。中国的政治情况到底如何呢?是不是可以搞民主呢?下面请景教授给我们讲讲如何认识中国政治,大家欢迎。

按照这种思维方式,必然会说有一种政体是比较好的,有一种政体是不太好的。比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不会说民主制是好的,但他们会说民主制不是最坏的,大概是倒数第二坏的。后面的西方思想家也大概都是这种思路,这种政体是好的,那种政体是不好的。在他们的思维方式里,有一条就是“形式决定实质”,政权的形式决定了这个政权治理的实质,以及产生的效果。这里面隐含的不仅仅是形式决定实质,而且形式还决定结果,结果就是好的政体可能连续下去,不好的政体迟早是要灭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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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刚才讲的沈大伟也罢,章家敦也罢,或者其他人也罢,他们说中国要崩溃,就是有政体思维在里面。世界上有一种政体叫做民主,中国叫做不民主,民主带来的都是好的东西,不民主带来的都是不好的东西,哪怕存在问题,民主也会维持下去。但不民主的政体,哪怕你现在做的还不错,但失败是必然的,垮掉是可以预期的。

复旦大学桑玉成教授在发言中指出,我们需要认真思考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政治发展,总结政治发展的“中国实践、中国经验、中国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思考中国政治学如何作为。同时他认为,有必要对我国的政治发展作出具体的规划。与桑教授提到的“中国模式”直接相关,北京大学李强教授指出,对于中国的研究者与实践者而言,西方(民主)理论无法满足我们面临的(民主)转型需求。我们需要思考:民主与中国传统是否可能有某种契合?或者,更进一步说,中国传统中是否包含了某些虽不符合西方民主原则,却可能满足现代性政治需求的因素?北京大学谢庆奎教授则认为中国政治发展的主要目标,对于社会和个人来说,是民主和自由;对于国家和政府来说,是分权与制衡。这两者是相辅相成,互为条件的,缺一不可。上海交通大学胡伟教授指出,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是经济驱动型的政治发展,政治发展主要只是经济转型的副产品。着眼于中国的现代化蓝图,我国的政治发展必须平衡好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复旦大学陈明明教授认为,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中国政治学是一个不断趋新求异、充满挑战的知识体系。政治学研究既要关注“问题”,也要注重“主义”。整合不同学科资源,有机拓展现有领域,对重大问题进行深度研究。政治学分析方法与中国地方政治

  景跃进:今天下午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把最近几年来自己在研究中的一些体会、变化、困惑和大家交流一下。讲的题目是“如何认识中国政治?—— 改革开放与政治学重建30年的反思”。如何解答这个问题我也没把握,但它确实是必须面对的问题。我要讲的内容有三块:第一,说明一下背景,为什么要选择谈这一话题;第二,归纳一下从经验层面看改革开放30年的一些发现;第三,讨论一下,这些发现对于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意义是什么。

刚才我讲到章家敦,在2001年写《中国即将崩溃》,结果过了十年也没有崩溃。2011年12月他又写了一篇文章,他说我上次预测错了,这次绝对不会错,中国2012年肯定会崩溃。2012年已经过去了,又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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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想我在美国学政治学、教政治学,我们做的很多东西都是政治思维方式,比如很热门的政治学主题,民主政权能不能促进经济发展等等,很多人会把世界上的政权先分类,然后打分,民主的几分,专制的几分,然后看这些国家的GDP在初始阶段是什么样子,后来又怎么样了,年增长率是多少,然后去计算政体跟经济制度的表现。还有一些人会计算政体会不会决定腐败,认为民主制的腐败就会少一点。也会有人做经验性的测验,民主的会不会少一点腐败,专制的会不会多一点。不光是腐败,也有人做环保,做幸福感,人们在民主体制下会不会感觉到幸福一点?不民主的体制会不会让人感觉到不幸福?如果梳理大量西方政治学文献,就会发现很多都是受这种政体思维引导的。

Old Dominion University的Chenjie教授认为,发轫于1980年代中期的中国民意调查研究尽管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仍处于面临着诸多挑战的成长期,其未来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民调的主题不断扩展和调查方法的成熟。Cleveland State University的Tan Qingshan教授认为1990年代开始的中国村民选举研究是中国政治学开始摆脱西方政治学理论模式支配并逐渐具有国际学术影响力的标志,但他也对目前村民选举研究方法所存在的问题(如定量研究数据不准确、定性研究中所采用的个案不具代表性等)进行了检讨。华中师范大学徐勇教授认为,在中国,只有理解农民,才能真正理解中国。传统研究模式在解释农民政治行为时,是以农民与国家的两极对立关系为前提的。而当代中国农民与国家的关系模式,既不是根本的对立,也不是简单的顺从,而是以其一系列的自主行为,希图改变国家的政策和行为模式。中国的政治学需要根据中国的经验来建构。浙江大学郁建兴教授的发言集中于公民社会的研究范式问题。他认为,受“现代化范式”影响,中国公民社会研究仍然表现出忽视自身发展经验对于形成中国公民社会品格的可能性研究,而且仍然假设了遵行西方路线的、从市场经济到公民社会到政治民主的演进路径。如何基于民间组织的经验发展获得关于中国公民社会的自我理解,是中国政治学要反思的。而就政治学的分析路径问题,上海师范大学商红日教授指出,我们对中国政治问题的思考,或许都自觉不自觉地陷入形而上的套路,尽管研究方式有所变化。我们所寻找的事物很可能外在于我们所观察的事物之中。浙江大学郎友兴教授指出,某种意义上说,地方政治的演变蕴涵着中国政治发展之走向。他提出“结构性情景下的构建”是分析中国地方政治变迁三十年的一个恰当的框架。

  中国政治学这些年来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院系调整时,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被取消了。七十年代末,邓小平在一个讲话中,提出要恢复。80年中国政治学学会成立,到今年刚好三十周年。人们一般将中国政治学会的成立作为政治学学科恢复的起点,今年是中国政治学恢复和发展的而立之年。为此,中国政治学会设计在不同的地方举行六个分会场,来纪念这个时刻。因此,对政治学的反思,首先就是对历史的回望。我将政治学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现在的发展,区分为以下三个阶段,在这样做时,我心中关注的主要是政治学中的经验研究部分,亦即所谓的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相对称)。

我自己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刚开始觉得没问题,但做着做着就发现问题了。首先就是政体思维很难分类。比如,这种思维说中国满清的时候不民主,叫做“威权体制”;民国的时候蒋介石不民主,也是“威权体制”;毛泽东的时候不民主,还是“威权体制”;邓小平时期也是如此,江泽民时期也是如此,今天的习近平时期也是如此,都被戴带上了相同的帽子,但现在体制完全不一样,中国完全不一样,这个帽子戴在头上怎么看都不合适。在政体思维的作用下,西方学者讲到中国时会先给中国戴帽子,叫做“威权体制”,后来又觉得不合适,中国怎么看都跟伊朗不太一样,和拉丁美洲也不太一样,那我还得给你的帽子加一点花边,要不然你这个帽子跟别人没有办法区分,叫做“列宁主义式威权体制”,或者“软威权体制”,或者“开放的威权体制”、“有活力的威权体制”,这不是我说的,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个教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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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阶段可称为“学科恢复和启蒙阶段”。学科恢复首先体现在专业建制方面,在全国高校中,北大是最早开始招收政治学专业学生的。我那时候刚刚开始接触社会学,在学科的历史命运上社会学与政治学可谓同病相怜,在学科恢复和发展过程中两者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学科的恢复和重建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写教科书,社会学的教科书先受港台的影响,后来外文水平好一点,又受西方教材的影响;政治学教材的写作必须考虑到特有的政治敏感性,因此北大第一版的政治学教科书具有那个时期的深刻烙印。除教科书之外,学位制度、专业刊物、职称序列、科研教学等一系列的工作也构成了学术恢复和重建的重要内容。这一阶段的第二个特征是,政治学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启蒙功能。在某种意义上,政治学的恢复与我们对文革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反思紧密连在一起。邓小平在1980年做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著名讲话。在我看来,这个讲话对我国政治体制弊端的认识达到了一个高峰,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被超过。在这种背景下,所谓启蒙,是指政治学发挥了外部的社会功能。我们这一代人基本上就是在那个时候成长起来的。

图片 10 《中国·政道》、《中国·治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次论坛的举办时值中国政治学学科恢复重建三十年。三十年来,中国政治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与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相适应,中国政治学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提升理论素养和现实解释力。本次论坛主题集中于反思中国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的基本范畴和研究方法,并对西方理论与中国政治问题之间的相关性等诸项问题进行了争辩。会场气氛热烈,对论题的讨论具体而深入,主题发言人同与会人员及听众之间的往复论辩既契合于特定单元的主题,同时又直接深入到与此论题直接相关的,也是更为基本的政治理论研究层面。有效地呼应了整个论坛的主题。既开放出了一些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同时也为相关具体问题的深入分析做了若干程度上的推进。

  现在回过头来看,政治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政治色彩大于学科色彩,或者说启蒙大于学术,对时代的改革呼唤大于学科本身的研究。用现在的学术标准去衡量那时的作品,很容易发现这一特点。事实上,不少人是在喊口号,而不是写学术文章。当然,这是学科发展的必经阶段,不能苛求之。

沈大伟说中国马上要崩溃,他前几年写了一本书,说中国就是一个能适应新环境不断变化的威权政体。我梳理了一下,当代西方研究中国的学者在“威权主义”这个帽子下加了20多个花边,彼此之间还互相争论。我这里仅仅举中国一个例子,你可以举任何国家,都得加花边,不加花边就不行,而且每个人加的还不一样。

  九十年代开始,中国政治学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作出这一划分的标准不是内在的,而是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政治学的影响。中国政治学的命运始终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变化联系在一起。历史上曾经是这样,现在依然如此。我们知道,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在北京发生了一场重大的政治事件。八九事件以及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后续发生的事情,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政治学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在此之前,执政党对于政治体制改革还是非常自信的,这一点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充分地反映了出来。就改革方案的设计而言,13大报告是一个高峰,其系统化和逻辑化给人以深刻印象。八九事件以后,尤其是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以后,执政党开始变得小心翼翼起来,考虑的重心不再是如何进取改革,而是转为怎样维护政权,基本心态变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治学就面临一个如何重新定位,如何避免1952年被取消的命运。在这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事例,因为政治学所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灾区。当时《政治学研究》杂志被停刊整顿,政治学所所长严家其外走后,所长职务由法学所领导兼任,所的建制面临了生存的危机。在高校系统也面临了类似的压力,各个学科要求对自由化观点或者是不正确的观点进行梳理。

民主政体也是一样,哪个地方有开放的多党竞争型选举,就先给它戴一个民主的帽子,这样的话,普京领导的俄罗斯也可以戴这个帽子,伊朗、菲律宾、印度、挪威都可以。但怎么看这些民主都不太一样,所以在民主这个帽子上又要加很多小花边。你会发现有些花边奇奇怪怪的,比如说有些民主现在被叫做“不自由的民主”,有些被叫做“受控制的民主”,有些叫做“有限的民主”,还有些叫做“不民主的民主”。他先要给你戴一个帽子,觉得不戴这个帽子就没有办法分析这个问题,但是戴上不合适又给你加花边,结果花边加多了就导致没有办法进行分析。因此,现在人们会发现西方一些人的话听起来头头是道,再仔细琢磨发现他没说什么,这就是用政体思维去思考问题的结果。

  

现在回头去看,政体思维的局限性就很清晰了,本来任何国家的任何事情都是非常复杂的,而政体思维是化约式的,要把复杂现象化约成很简单的事情,我们中国更多是归纳式的。中国也有几千年的政治分析传统,但我对比了西方这种思维方式后,发现中国的思维方式不是这样的。梁启超在1902年就说过,我们中国人从来没有过西方人这种政体思维。后来写《中国制度史》的吕思勉,1929年写了个小册子叫《中国政体制度小史》(后收入其《中国制度史》),也说政体分析这种思维方式在中国从来没有过。按照当时中国人的认识,西方人有政体思维,我们没有,那肯定就是我们错了。梁启超最初就是这种思维。在我读过的文献中,我认为最早把政体思维引到中国来的是梁启超,他最早讲这个话是在1902年的《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但你再看梁启超的著作会发现很有意思,他把这个东西引进来时觉得很有道理,结果他出去转一圈,到欧美实地考察后发现,按照政体思维,拿帽子对号的时候发现对不上,所以他后来慢慢也放弃了政体思维。

  在这样的背景下,政治学如何解决自身的生存问题?从九十年代初开始,它经历了两个重要的转折。第一个,从批判转向建设,社科院是党和政府的重要智囊机构,像以前那样持批判的立场肯定是不行了。第二个,从理论启蒙转向务实的经验研究。在这一转折中,1987年制定、次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尽管天安门事件之后,不少官员对是否实施这部法律存在不同的意见,但中央还是决定以试点的方式在各地因地制宜地实施。当时政治学所的领导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实现了研究方向的战略性转移。启蒙阶段谈民主,讲的是抽象民主,西方国家如何如何。现在人们可以切入现实生活,考察实际的民主,看村民如何选举。这里面有个小插曲,当时民政部负责试点工作的基层政权建设司农村处处长是王振耀,现在他离开官场去北师大做公益学院的院长。他当时去找八十年代风云一时的政治学家,希望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如何搞选举的知识和帮助。在他看来,你们不是主张搞民主吗,我们现在可以在基层搞民主了,请你告诉我怎么选举。结果他得到的回答非常令人沮丧,专家说我们谈的是民主理论,怎么选举不是我们的事情。

梁启超有一个很简单的认识:中国的政体变了,从帝制变成了中华民国共和制。政体虽然变了,但周围什么都没有变。他曾经说过,从1902年到1916年之间,中国什么都试过了,在政治上都是西方人推荐的东西,多党制也有了,总统也有了,议会也有了,但其他什么都没有变。所以我觉得梁启超也是比较清醒,慢慢放弃了这种思维方式。

  

那么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是什么呢?我把它归结为政道思维,包括治道与治术。中国古代讲治道的比较多,政道比较少,需要我们来重新定义。

  在一定意义上,社科院政治学所的经历具有相当的特殊性;但另一方面,这种经由特殊性而实现的转折又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事实上,在相同的时段内,高校系统也以自身的方式先后完成了这两个转折,这方面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研究院是一个很有趣的案例。应当如何来评价这些转折,究竟是对还是错,现在还时太早,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两个“被迫”或在挑战环境下发生的转折,对中国政治学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政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转折并不意味着原来的东西不存在或消失了,它们还在,所谓转折其实是从这里面出来一个新的传统,这样政治学研究就开始多元化起来。在随后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规范化和学术化的潮流中,价值研究与经验研究的区分得以确立起来。

我现在定义的就是,中国在谈政治分析的时候,不是从政体出发分析问题。中国人不从政体分析当然是有原因的,原因何在?我先谈我的一个观察,亚里士多德也罢,柏拉图也罢,谈政体分析的,他们所在的政体都是小政治共同体,规模都非常非常小,比如柏拉图就讲过,一个理想的政体是5070户,就算一户10口人,也就5万多人。当时还有很多城邦都很小,相当于我们的村,大一点相当于我们的镇,各个村之间当然容易对比。中国夏商周的时候号称有三千个国家,到春秋战国时剩下几十个小城邦,再往后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因此中国思想家所处的环境跟古希腊完全不一样。古罗马共和国也很小,一直到古罗马共和国快结束时才慢慢改变,意大利的很多城市共和国都很小,这个环境容易产生政体思维。后来出现的民族国家疆域非常大,人口非常多,用的却还是过时的思维方式。

  

而中国的思想家本身就是在大的共同体里生活,他不会从政体上、从形式上去考虑。他考虑的是:什么是治国的最高目的,这个叫做道;什么是治国的最佳方式,这个叫做术。先秦儒家、法家、墨家到道家,他们在道的认识上是不一样的,儒家贵民、法家贵君、墨家贵兼、道家贵己。他们的术也不一样,儒家讲的是礼治,法家讲的是法治,墨家有自己的说法,道家有自己的说法,相互之间还有争论。我们今天可能觉得有些很抽象,但在当时都是具体的政治问题。当然以后的统治者也罢,思想家也罢,他们都不会完全严守纯粹的儒家、法家、道家、墨家,汉宣帝就说过汉家治天下,霸王道杂之,各家各派杂糅在一起。

  大约是从九十年代后半叶开始,我个人也对农村基层政治问题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此之前也是倾向于谈大问题。当然,这一转变也经历了一个缓慢的过程。而且即使对基层的经验问题感兴趣,做研究的价值导向还是非常明显的,关注的是如何推动基层民主,如何改变现实。可以说民主心态或情结非常之重,事实上是带着理想和想象去做经验研究。但是,实际的政治生活毕竟不是理想的写照,时间一长,逐渐发现制度设计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张力、想象的制度功效与实际结果之间的差距。如何面对“选举之后”的问题,成为一个新的挑战。2007年为纪念《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20周年,在华中师大举行了一个纪念会,会下有人开玩笑说,“与其说是纪念会,不如说是追悼会。”这反映了一种失望之情,怀着理想去做了,但最后发现理想和现实是两码事情。与此同时,也许是作为一种补偿,人们在选举领域之外,发现了一片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新天地。

所以说中国古代不管是思想家也罢,历史学家也罢,包括皇帝,都会写大量关于治、道的东西,今天很多人还是用西式的政治体思维方式来看中国的问题和外国的问题,但很多时候我们不经意使用的还是政道、治道、治术这样的思维方式。我举一个很著名的例子,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论民主,毛泽东讲民主,但他讲的不是政体意义下的民主,而是一种政道意义下的民主,这就是他理想的民主制。他从来没有讲多党制竞争,而是讲为人民服务,怎么听取老百姓的意见,都是道义上的东西。所以,《中国·政道》、《中国·治道》这两本书,说到底就是想把我自己的思路理顺一点,然后用这个思路来看中国的问题和外国的问题,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

  

在座的有很多行家,欢迎大家批评,我就简单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

  当然,国内学者对中国政治的实证研究并不局限于村民自治和地方政府创新,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全方面的研究领域,而且在研究方法上,除了案例研究之外,定量方法或数量分析开始得到人们的日渐重视。无论在哪个方面,定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海外学者对中国政治的研究作品是一个重要的示范榜样。

  

  从本世纪开始,我认为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进入了第三阶段。这一阶段的起点很难明确界定,也许现在还处在转变之中。与第二阶段一样,区分这一阶段的标准也不是内在的,而源于外部环境的变化——中国的崛起以及学界对这一现实的反应。中国政治学现在面对的话题是如何看待“中国模式”的争论,以及这一争论的政治意义。由于这一话题兼具价值之见与经验分析,因此新的分歧和分化是注定的。

  

  与第二阶段不同的是,中国政治学的此次转变深受海外学术的影响。因为,所谓的“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首先是西方学者提出来的,然后再在国内炒热。开始主要关注的是经济问题。出于学科意识,我现在更关注这一议题的政治维度。为叙述的便利,请允许我以个人经历的方式来说明这一变化。

  

  在2004年,我完成了在职博士的项目,对自己的村民自治研究做了一个小结。次年获得了富布莱特项目的资助,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了一学年的访问学者。这段时间里,对美国研究中国政治的学术情况做了一点梳理。哥大政治学系有个非常有名的教授,中文名字叫黎安友(Andrew Nathan)。在我的印象中,西方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里面,有一些是相当优秀的,理解中国的,黎安友应该算一个。由于某种政治原因,他现在不能来中国。这对一个研究当代中国政治的学者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其实,我觉得中国政府真的应该让他来,因为他对中国政治的认识比较客观。

  

   在2003年的时候,黎安友在美国的《民主》杂志(The Journal of Democracy)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有韧性的威权主义”。在这篇文章中,他做了三件事情,在我看来,件件都很重要:第一,他从四个方面概括了中国政治发生的积极变化,包括最高权力继承的制度化、干部晋升的功绩制、政府机构的功能分化与专业化、政治参与的发展;第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判断),威权主义政体是有韧性的,而不是刚性的,或脆弱的,人们要做好准备,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威权主义可能长期持续下去。这是一个新的命题,以前似乎没有过,有的话也没有被人们充分重视。第三,他提出了一个学术建议,要求学界重视对威权主义政体的研究。他认为,在政治学里面,尤其是比较政治学里面,对威权主义政治这种政体研究得不够,因此要加强对威权主义这种政体的(经验)研究。

  

  在海外的中国政治研究中,这篇文章的发表体现了一个重要的转变。将它放到西方中国研究的背景中,其意义就能得到比较充分的理解。简单来说,改革开放以来,海外中国政治研究基本上经历了四个阶段:(1)八十年代的乐观心态。改革开放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许多西方人期待中国的和平演变;(2)八九事件之后,一下子来一个180度的转弯,非常悲观,认为这个国家的本质终究是不会变的;(3)90年代初,前苏东政权的垮台,又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希望和期待,这就是“等待崩溃”;(4)90年代后期到本世纪,中国的崛起又提出了新的挑战。在此意义上,黎安友的文章破除了“等待崩溃”的心态,提出了一个如何重新认识中国政治的问题。

  

  西方学术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对此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因为中国的GDP上去了,综合国力上去了,据说今年第二季度我们的经济总量超过了日本,而且这个发展趋势还在持续。比较乐观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未来十五年左右,经济总量可以和美国一比。在这种情况下,再谈论这个体制的即将崩溃的时间表,似乎有点不合时宜了,所以提出要重新认识中国,包括重新认识中国政治。

  

  我尚无法准确估测西方中国学者的这一转变对国内政治学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就我个人而言,这一影响确实不小。在做基层政治的研究时,我确实感觉到了地方政府在制度创新方面的巨大压力(动力),也尝试进行一些理论层面的分析,并积累了一些相关的思考,因此对于黎安友文章的观点接受起来就很容易。当然,黎安友是在西方学界的氛围中写作的,他有他的政治正确问题(因此在2009年《民主》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又强调了威权主义政体面临的合法性问题,以及它不可能成为民主政体的真正对手)。我不太喜欢威权主义这个概念,倾向于在中性的意义上,采用“党国体制”(Party-State)的概念来描述中国的政治现象。2006年回国后,重新回归宏观层面来思考中国政治问题,并利用政治社会学的课堂,将讲课和讨论的重心转向“党国体制的转型”,致力于从经验层面考察这个体制的适应性演化过程。这样一来,以前一些被忽略的东西,现在反而成为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例如,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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